在金田起義前夜，廣西是長江以南社會問題最複雜、社會矛盾最尖銳的一個省份。這些社會問題和矛盾經曆了一個漫長的積累和演變過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即民生問題、民族問題、土客問題。
民生問題的焦點是土地問題。自康熙年間三藩之亂被平定後，廣西百餘年間未再發生大的動亂。在這一時期，隨著耕地開發接近極限，而人口仍在不斷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據統計，順治年間廣西全省的人均耕地約為14畝，乾隆後期銳減至1.5畝左右，到鹹豐元年（1851年）已不及1.2畝，低於同期全國1.78畝的人均耕地數。[2]在人均耕地越來越少的同時，土地兼並現象愈演愈烈。官府敲骨吸髓式的壓榨，高利貸與典當業的盛行，導致大量自耕農、半自耕農破產，淪為佃農或遊民。[3]以桂平縣為例，到道光後期，境內田地大多為富室所有；普通農戶生活淒苦，“六月新債催，十月新租急，兩造穀穰穰，終歲無一粒”[4]。廣西原本山多地少，且耕作粗放，水利落後，單位麵積產量較低，素稱“地瘠民貧”，而土地問題的激化則使民生問題更加嚴峻。
同時，由於長期過度墾殖，廣西的生態環境持續惡化，山區森林麵積銳減，水土流失加重，不少山田旋墾旋荒；在平原地帶向河灘爭地則導致河道淤塞，引發水災。這使得廣西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在道光朝，廣西境內災害頻仍，幾乎連年不斷，使民生問題雪上加霜。例如，道光初年，宜北縣“旱魃為虐，兩年不雨，五穀無收，米貴如珍，人民餓殍，死相枕藉”[5]；道光十四年（1834年）起，賓州在五年內迭遭蝗災、地震、旱災和水災，哀鴻遍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融縣“時疫流行，死人頗多”[6]。廣西災害頻仍、災情嚴重，與官府不關心民瘼、不體恤民情有著直接關聯。從這個意義上說，天災也是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