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間，民間抗奪佃、抗增租以及開倉劫糧等事件雖有發生，但廣西社會總體上還是穩定的。嘉慶年間天地會的興起成為一個轉折點。當時，廣東天地會成員一旦風聲吃緊，多半逃到廣西，投靠早先自廣東遷徙入桂的親友藏匿棲身。由於天地會迎合了人們互濟互助、禦侮保身的需要，所以得以傳播開來。到嘉慶後期，全省已有近30個州縣出現規模不等的天地會組織。據廣西巡撫趙慎畛奏陳，“粵西自嘉慶十二年廣東懲辦洋匪後，內河土盜潛至西省，與依山附嶺種地之各省遊民結夥搶劫，兼勾引本地愚民，或拜弟兄，或拜添弟，或數人，或數十人”[15]。嘉慶道光之交，趙慎畛厲行查辦，捕獲“會匪”1200餘名，將主要成員斬首示眾或遣發新疆，使廣西天地會滋蔓的勢頭暫時得到遏製。道光帝鑒於廣西拜會之風甚熾，下令嚴緝餘黨，並查明地方官是否有肇釁激變情事。趙慎畛搪塞說並無地方官虐民肇釁情事，同時加強控製，一麵編查戶口、舉辦團練，一麵大興教化，頒行《鄉約條規》。《鄉約條規》告誡各家子弟“或讀書，或耕田，或做生意，及早各習一業，父母妻子終身有靠。不許飄遊浪**，交結匪人”；強調窮民就是做乞丐也算是良民，一旦結拜天地會便是朝廷罪人；嚴申凡書差、兵丁拜會，知法犯法，一概處死。[16]但在經濟社會狀況日趨惡化、州縣官貪黷虐民的背景下，大多數人難以“及早各習一業”，尤其是窮民根本無田可耕。民生問題沒有著落，單靠嚴刑峻法和推行教化，顯然無法長期有效地維持社會穩定。
到道光中期，廣西天地會組織不僅死灰複燃，而且勢頭更猛，對社會秩序的衝擊力度明顯加大。一些州縣甚至出現盜賊紛起的局麵。光緒二十年（1894年）修《貴縣誌》便有“吾邑之亂，媒孽於道光中年”一說。再如，桂平縣“頻年以來，為粵東遊匪煽惑”，至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右，已是“盜賊充斥”，聚眾至千餘人，從夤夜暗偷發展到白晝明搶，“凡遇有穀之家，排門劫掠，相習成風”，形成“土匪”與“遊匪”裏應外合的局麵。[17]一旦官衙起兵彈壓，土匪便暫時潛蹤；遊匪則行蹤無定，“官來即鷹揚，官去複烏聚”。總體上說，在這一時期，廣西下層**主要集中在毗鄰廣東的梧州府、潯州府等地，雖已明顯升級，但官府仍有一定的威懾力，局麵尚未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