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缺乏最起碼的信用，大錢、鈔票在市麵上難以流通。在蘇南常昭一帶，“鄉間當十錢私禁不用，縣中一九搭貨價九五申，省中仍二八搭貨價八六申，尚不能通暢。肩挑荷販者即口語雲‘新鹹豐不要’”[7]。在北方，當十大錢出京師即不可用，日益貶值。及至當百以上大錢麵世後，其麵值更是**。
通貨膨脹、百物騰貴使民眾深受其害。農戶按規定搭大錢、紙幣完納地丁錢糧往往遭拒，負擔驟然加重，生計困頓。因擔心收取大錢不能使用，商販裹足不前，城中鋪戶大多歇業，商貿蕭條。總的來說，“自行使大錢，而貧民之流為乞丐者不少，乞丐之至於倒斃者益多”[8]。官兵也同受其累。鹹豐四年（1854年）秋，在京以四品京堂候補的吳式芬訴苦說：“惟米珠薪桂，更倍於前，居大不易。賤眷安頓山東，不擬來京矣。……大錢不能暢行，以致食物日貴。農部議以製錢與當五、當十、當五十、當百五種錢，每千文各二成配用，亦迄不知能遵用否。旗民生計維艱，可為深慮。”[9]揚州江北大營兵勇因兵餉搭放大錢而嘩然拒領，清廷擔心激變，隻得下令取消搭放。另一方麵，錢商、當商借通貨膨脹投機牟利；一些官吏在課稅時故意刁難，拒絕按例搭收大錢和鈔票，然後再到市麵上低價收購大錢和鈔票搭解藩庫或部庫，從中賺取差價，同樣大發橫財。
鹹豐朝濫發錢幣，還使原本難以維持的製錢製度更加脆弱。無數製錢因充作改鑄大錢的銅料被銷毀，大錢的重量也一再減輕。在獲利心理驅策下，民間私鑄大錢之風日熾，雖嚴刑峻法不能取締，使幣製更加混亂，加速了大錢的解體。鹹豐四年（1854年）六月，清廷被迫下令停鑄當千至當二百大錢；次年六月，停鑄當百、當五十大錢；到鹹豐九年（1859年），鐵錢又告停鑄，僅當十銅大錢仍在京師流通，市價僅值製錢二文。寶鈔、銀票的命運與之相近，雖仍在繼續流通，但鹹豐十年（1860年）二月已不再發行。到次年，寶鈔百文僅抵製錢三文，幾成廢紙。與此同時，作為實際硬通貨的白銀的價格一路飆升。這些都給後世社會經濟生活留下巨大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