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戰火四處蔓延，凡被兵省份被迫暫停舉行鄉試，通過科考選拔官吏之途壅塞。不過，由於捐納以及軍功保舉人員激增，仕途反而更加擁擠。
作為合法、有限度的賣官鬻爵，捐納是緩解財政壓力的權宜之計，客觀上有辱斯文、敗壞風氣，故頗遭詬病。道光帝曾明確表示對捐班“總不放心”，認為“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到了鹹豐朝，清廷迫於籌餉壓力，一再動員捐輸，鼓勵捐納。其拋售功名的力度遠超前朝，隻要交足銀兩，平民可捐得貢監、封典、虛銜，官階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員，降革者可捐複原職。名為勸捐，實為勒派，導致人言籍籍。據柯悟遲《漏網喁魚集》記述，蘇南常昭官方勸捐布告錄有一副對聯，文曰“官銜翎頂榮施如願以償 銀米錢洋捐數以多為貴”。一時間，紳富之家雖繈褓嬰兒已得功名，“假有身不清白如數捐輸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鹹豐三年（1853年）正月，翰林院編修蔡壽祺奏陳用人之策，認為吏治日見頹廢、民心尚多搖惑者，則惟捐輸一事最足以傷國脈而擾民生；主張停止捐輸，簡用忠良，委任才能，搜羅寒畯，以求仕途清、民心靖。然而，因財政入不敷出，清廷欲罷不能，後來甚至降低門檻、打折收捐，並簡化手續，將空白“執照”發給各藩司和軍營糧台，由後者自行開捐，可謂斯文掃地。
軍興之後，軍功保舉成為常態，一些人才借此脫穎而出。但保舉同樣過於冗濫，導致泥沙俱下。曾國藩很看重保舉。湘軍水師營官楊載福在鹹豐三年因戰功一歲六遷，官至總兵銜。鹹豐九年（1859年）正月函請湖廣總督官文將在鄂湘勇“擇尤拔補實缺數人”時，曾國藩特意指出，“是亦獎勵士氣、固結人心之一道”[1]。五月，又提及此事，認為“湘省弁勇近日能戰者多，必須令補實缺，既可堅各弁久征之心，又可變營伍惰弱之習”[2]。此外還有火線封賞。例如，鹹豐六年（1856年）四月楊載福募三百人冒死夜襲外江太平軍水師，許諾“成功歸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兩階，白丁拔六品實職”[3]。不過，大肆封賞雖能收到立竿見影效果，但不利於塑造“忠義血性”，更留下官多職少，難以消化的弊端。在同治元年（1862年）末的一封家書中，曾國藩反省說，“默思所行之事，惟保舉太濫，是餘亂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