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日益深重的統治危機，鹹豐帝在即位之初有心整飭吏治，但又感到漫無頭緒。而捐納、保舉使官僚隊伍急劇膨脹，百弊滋生，官場因循玩泄之風依舊，以致數年後相繼牽扯出順天鄉試舞弊案、官商勾結侵吞巨款的戶部寶鈔案等大案。鹹豐帝嚴懲涉案官員，包括處死一品大員柏葰，起到一定震懾作用，但僅是治標之舉，效果有限。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別樹一幟，致力於用新人、樹新風。不過，這種努力主要局限於湘軍與兩湖地區，雖有輻射作用，但遠不足以改變全國的官場生態。曾國藩以虛銜在外省統兵征戰，不時受到官場潛規則掣肘。鹹豐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私函中就此歎曰：“所最難者，近日調兵撥餉、察吏選將，皆以應酬人情之道行之，不問事勢之緩急、諭旨之寬嚴。苟無人情，百求罔應；即舉劾賞罰，無人情則雖大賢莫薦，有人情則雖巨憝亦釋。故賊焰雖已漸衰，而人心殊未厭亂。”[5]
另一方麵，隨著時過境遷，湘軍與兩湖官員也逐漸發生蛻變。鹹豐九年二月，曾國藩便對湘軍現狀表示擔憂：“然屢勝之餘、極盛之後，恐亦如古人所稱‘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比來湘人應募者少，即營官、幫辦亦多倦遊，不知尚能支撐幾年否？”[6]同年四月又歎曰：“楚勇、湘勇皆同強弩之末，各弁名成利就，其銳於赴敵之心遠不如昔。”[7]次年八月則表示：“竊見兵興十載，而軍政、吏治二者，積習未改，甚或日趨日下，何以挽回劫運？是以痛心疾首，深自刻責。”[8]同治年間，某些封疆大吏頗遭詬病。民間有一對聯“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 地皮刮盡但餘澗溪沼沚之毛”，分別隱指署理廣東巡撫郭嵩燾、湖南巡撫毛鴻賓，嘲諷其橫征暴斂，不體恤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