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一些前輩所指出的那樣，後世對翁氏開缺原因的基本判斷，與戊戌十月翁氏革職上諭的影響直接相關，這是造成人們認識誤區的關鍵所在。開缺與革職雖不無關聯，到底還是兩起不同的政治事件。翁氏於“定國是詔”頒布後數日開缺，適值變法開始之時；而革職則在政變兩月後，正當剛毅等反攻倒算之際。前後相隔半年，環境氛圍迥然不同。然而，人們受到清廷上諭的影響，往往以翁氏革職的原因來逆推其開缺的內幕，認為革職是對翁氏以前支持變法的進一步追究。這樣倒放電影式的邏輯推理遮蔽了真相，左右了人們考察翁氏開缺問題的思路，致使我們的曆史認識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偏差。
當然，揭示戊戌年春翁氏“舊”的一麵，隻是出於恢複其本來麵目的考量本身，這裏並沒有對其做出否定性評判的意味。況且，純粹的曆史評價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戊戌時代的變法是多層麵的，絕非隻有康、梁變法一途。史學家陳寅恪曾言“當時之言變法者，蓋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論之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製以言變法。其與曆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42]以後來者的眼光看，近代中國發展的道路正是“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直至清末預備立憲仍是這個漸進展開的改革方向。雖未明言，大約在陳寅恪看來，康有為“托古改製”的變法活動，得到的支持甚少，並非戊戌變法的主流；而乃祖“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即“中體西用”者倒是切實可行的路子。蕭公權也認為，翁同龢的思想大體屬於“中體西用”的範疇，屬於穩健的改革者。[43]從反對康氏激進變法的角度說，翁同龢與陳寶箴、孫家鼐的政治態度完全一致。所以，謹慎與穩重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表現為“守舊”，這樣的“舊”比起那些漫無章法、急功近利的“圖新”並非毫無意義可言。戊戌變法的失敗除了從保守勢力的阻撓方麵尋找原因，改革者的急迫、忙亂、不切實際更是導致變法失敗的主因，這一點已是學界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