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身處政治旋渦中的翁同龢處處謹慎，甚至不惜頂撞光緒帝，抵製年輕皇帝的激進做法，其“守舊”傾向流露無遺，這一點其同僚剛毅最為清楚。不料，政變發生兩個月後，翁氏卻背負了“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為”的罪名，遭到革職的重黜。這是剛毅等人在談“新”變色的政治氛圍中，秉承慈禧旨意，對翁刻意傾陷的結果。[30]當康有為“圍園弑後”的密謀暴露後，六君子慘遭屠戮，新舊之爭終於超越了政見異同，外化為殘酷的權力鬥爭，並染上了血腥色彩。被打入“康黨”的翁同龢政治生命徹底結束。顯然，翁氏是先成“康黨”，才成“新黨”的。他的“新”是被強加的，與其戊戌年春實際的政治態度已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正因為如此，翁同龢被革職後，劉坤一、張謇等人對於清廷將翁打入康案皆不以為然，以為罪在莫須有間，對翁的遭遇極為同情。[31]光緒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逝世後，有論者在報章撰文對翁氏“薦康”公案提出異議：“常熟於戊戌四月之間開缺回籍也，世以為太後惡其保康有為之故。其後十月之革職遭譴也，諭旨亦明斥其曾保康有為，此事幾成為信史矣。雖然，常熟重門籍，而康非其主鄉、會試所取之人；常熟重翰林，而康乃一甫通籍之主事。以其習向言之，恐未必契康若是。且常熟以二十七日開缺，而康適以其明日蒙召見，此亦不可解者也。”[32]同樣，其他熟知清末政壇內情者也對翁氏支持變法和“薦康”的說法提出質疑。雖然他們的呼聲十分微弱，沒有引起太多的共鳴。
清季一些世家子弟，由於特殊的閱曆和見聞，對晚清政局的看法多有獨到之見，他們對戊戌年翁氏開缺問題的分析也是如此。近人劉體智（清季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子）稱：“常熟當國既久，以古大臣自勵，頗不悅於維新異說之驟起，力諍於上前。至稱康有為之才勝臣十倍，正負氣之語。措詞切直，更失帝眷。慈聖重臨朝，憾者摭拾前說，以辭害意，遂獲譴。然慈聖隱痛，在於甲午戰禍之首。一日兩詔，與吳大澂異案同罰，尤見微旨。”[33]劉氏顯然對這樁公案有過深入的關注。在他看來，翁氏失去光緒眷顧，實因抵製變法而起；翁並不悅於“維新異說”；翁氏十月革職則出於慈禧之意，微旨在於追究甲午主戰之責，所謂“其才勝臣百倍”的薦康之語，不過是憾者（剛毅）以辭害意的名目。劉體智把翁氏開缺和革職的原因分別考量，非常符合曆史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