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北京的各級官員和士人比外國人更關注此事的緣由。現在留下的文獻雖有限，仍然可以窺見時人的心態和見解。
翁氏開缺發生得似乎很突然，就連翁的同僚、戶部左侍郎、總署大臣張蔭桓也頗感意外。這一天張氏也在頤和園，直至午初，軍機章京淩福彭（字潤台）、軍機大臣廖壽恒（字仲山）來訪後，方知翁氏開缺之消息。這讓他驚駭不已，急忙“往晤常熟（翁同龢），並詢慶邸（奕劻）”，[9]意在打聽內幕。張氏探聽到的消息，在稍後他與日本公使的談話中，略見梗概。張氏告訴日本人：“翁氏免官，其原因之來甚遠，先年日清事件主張開戰者，即是此人。該事件以來，清國多災多難，爾後翁所主張之諸多政策不合時宜。又由於翁氏在清廷內部往往被視為專權驕恣。此種狀態漸為積累，遂導致此次結果。”張又言及翁反對皇帝與德親王行握手禮，對陪侍外國使節態度消極並對皇帝“大放怨言”。[10]顯然，張氏是從追究翁同龢失職的角度解釋翁氏開缺原因的，在反對皇帝與德國親王握手等涉外活動方麵，張也認為翁太過守舊。
葉昌熾在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日記中寫道：“閱邸鈔，虞山師奉旨放歸。朝局岌岌不可終日，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今其時矣。柬蔚若，得複雲：‘近日號令，但恨兩耳不聾，鄙人亦求瑱甚切。’”[11]虞山，指翁同龢；蔚若乃吳鬱生之字，葉、吳均是江蘇人，且為翁氏門生。從兩人信函往來中透露的信息分析，葉昌熾與吳鬱生對四月二十三日開始頒布的新政“號令”並不讚同，認為翁的放歸與此相關。至少，他們是將翁置於新政的對立麵，這與竇納樂、赫德將翁氏視為“守舊”可謂一致。
與政變後康、梁連篇累牘大談翁氏因“薦康”被開缺的情形不同，翁開缺當時，康、梁對其中的內情也顯得未知就裏。五月初七日（6月25日），梁啟超致函夏曾佑稱，“覃溪以阻天津之幸，至見擯逐”。[12]“覃溪”為清代學者翁方綱的號，這裏指代翁同龢；所謂“天津之幸”則指慈禧到天津閱兵之事。此時夏曾佑在天津編輯《國聞報》，與梁關係極密，以致被汪大燮斥為“康黨”。[13]梁啟超所說因阻天津閱兵而被罷官，應是康、梁對翁開缺原因的最早解釋。不管從何得此消息，這樣解釋未免膚淺。五月十七日（7月5日）梁致夏的另一封信中又說：“常熟去國，最為大關鍵，此間極知其故，然不能形諸筆墨，俟見時詳之。南海（康有為）不能大用，菊生（張元濟）無下文，仆之久不察者，率皆由此而生也。”[14]僅僅相隔十天，其說法就有了新的變化，梁雖提及“常熟去國”與康、張、梁等新黨人物不能得到相應安置有關聯，但是，翁氏究竟是因為支持還是反對新政而獲罪，仍是語焉不詳。梁自稱“此間極知其故”，隻是“不能形諸筆墨”，但是，他知道的內情是否比其他官員更有權威性，並不能得到證實。有一點可以斷定，在康、梁當時的言說中，重心也在官場的人事糾葛上，並未明確提及翁氏支持或反對變法的問題，更沒有他們在政變後反複申說的翁氏“薦康”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