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戊戌年春翁同龢的政治底色，總是與這年四月二十七日翁氏開缺事件相關聯。翁氏開缺後，傳言甚多，各方對翁的評價也不盡一致，彼此細節也互有參差。然而，這些頭緒紛繁的傳言，卻為我們了解這一事件的原委提供了初始的曆史場景。
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恭親王奕病逝不久、朝廷頒布“定國是詔”的數日後，一位有著帝師崇高地位的軍機大臣突然遭到罷黜，這在當時朝野產生的震動是不言而喻的。由光緒帝親筆書寫的朱諭公布了翁氏的“失職”狀況：“近來辦事多未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見時，谘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以皇帝的口吻如此措辭，很難說理由不充分。諭旨又稱“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忍遽加嚴譴”，所以僅令其開缺回籍，“以示保全”。[3]這樣的表述，似乎在法理之外也兼顧了不同尋常的君臣情誼，顯得合情合理。但是，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此事幕後尚有不便形諸筆墨的深層原因，紛紛猜測不已。
清廷政局動向與西方列強在華利益及其對華政策密切相關，因此，一些在華外交官以及海關人員都對翁氏開缺表現出特別的關注。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美國駐天津領事向華盛頓方麵報告翁同龢開缺情形時說：“多年來，他一直身居要職，且深得皇帝寵信。據認為，他相當誠實，心地善良，但極端排外，是頑固派中的頑固派。……據預測，翁的罷退意味著一個更為孱弱的統治時代的開始。”[4]英國公使竇納樂也注意到，親筆諭旨突然出現，使得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們相當激動。四月三十日（6月18日），他在給英國首相兼外相沙侯（沙士勃雷）的信中說道：“我最初相信翁的命運與6月11日及12日上諭裏預示的自由改革，不是不相連的……但北京流行的意見，是現在恭親王死了，慈禧又在伸張著她自己的權力。”竇氏所說“北京流行的意見”無疑是指流行於京城士大夫中的看法，可見，當竇納樂想從政見分歧的角度分析翁氏開缺的原因時，卻發現中國人思考問題的角度與他並不相同，北京的士大夫似乎更強調高層權力鬥爭的因素。具體到翁同龢本人，竇納樂認為，盡管翁頭腦中那種“不變地來反抗革新及進步”的思想傾向比以前已有所改善，但總體上說，翁氏仍是“受人尊敬的，有學者風度的——一位守舊的中國政治家最優美的典型”。[5]“守舊的”又是“最優美的”，這種表述看似矛盾，恰好反映了西方人評判問題的平和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