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翁、康之間的密切關係早已為人們熟知，康氏自編年譜以及相關詩文中有著詳細生動的描述，很少有人對此有所懷疑。其實，康氏的敘述多有誇張和虛構。[7]相反，康、張關係這條重要的線索，很早就中斷了。這與康氏刻意隱瞞事實、混淆視聽有直接關係。
20世紀30年代，丁文江、趙豐田在編撰《梁任公先生年譜》時曾指出，“康之所以在沒有被召見之前，就受知於光緒帝，一定是經過大僚的奏薦”。這個判斷十分準確，符合清代官場政治運作的一般規則。他們認為，“當時康所結識的大僚中隻有翁常熟和南海張樵野蔭桓。據《南海先生自編年譜》所記，康與張的關係和往來還不及康與翁的十分之一，所以康之受知於光緒帝，決不是張的力量”。[8]丁、趙這裏否認張的作用，寧願相信康氏的記載，認為翁奏薦康氏毋需懷疑。
有意思的是，同時代的學者黃濬卻對康氏年譜的有關記述產生了疑問，且作出了與丁、趙不同的解釋：
或疑南海自編年譜中言常熟者多於樵野，以為南海（按，指康有為）純得常熟之力，此實大誤。南海來京，主樵野，此事癭公（羅惇曧）、孺博（麥孟華）皆言之。常熟負重望，又有知己感，故數言之，樵野結納深，而為謀主，故不數言之也。[9]
這樣的解釋似乎就是針對丁、趙的斷言而去的。黃濬為閩人，民國初年與耆宿遺老多有往還，熟知清季掌故。他以康門弟子羅惇曧、麥孟華的話為依據，披露張蔭桓才是康當年在京活動的“謀主”，二人關係極深，所以康氏對張、康交往極力隱飾。黃氏又寫道：“以予所知，康南海之得進於德宗，實樵野所密薦，常熟詗知德宗意，始具折保康。”[10]在他看來，康有為得以進用，與翁、張均有關係。翁雖“保康”，卻在張氏“密薦”之後，似乎更肯定張蔭桓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種觀點與盛行的翁氏“薦康”說可謂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