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戊戌年在北京的活動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曆史，與近代政治關係也最大。康氏自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南還，直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再返北京，有兩年的時間。此間他主要在粵從事授學、辦報活動。丁酉冬膠州灣事件前後，康氏再次經滬抵達北京。
茅海建教授在最新研究中強調，康有為此次北上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代何廷光等港澳商人為巴西移民事宜到總理衙門疏通關係，這是以往學界很少關注的一個重要細節。[38]很明顯，康氏此次北上是臨時來京辦事，並非要銷假到部供職。隻是抵達北京後，正值德國侵占膠州灣事件發生，京城內外群情激憤，才使他重新找到了兩年前公車上書時的感覺，遂再次上書抗言，領袖群倫，成為京城中備受矚目的活躍人物。從這層意義上說，康有為在戊戌年的脫穎而出，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商辦巴西移民事宜擱淺、工部堂官拒絕代其條陳（《上清帝第五書》）的不利境遇中，康有為大顯身手，策動給事中高燮曾上疏保舉，曆經周折，最終實現了上書皇帝的目的，由此開啟了戊戌變法的曆史序幕。在此過程中，張蔭桓在幕後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而且遠遠超過翁同龢。
康有為向工部遞上條陳（《上清帝第五書》），請求代遞的時間，約是十一月初。據康氏年譜，上書遭堂官拒絕後他曾與楊銳（叔嶠）、王鵬運（幼霞）、高燮曾（理臣）等商議對策。因上書無望，遂有南歸的決定，並拜謁翁同龢，投書告歸。十一月十八日準備出發，行李已上車，翁同龢忽然來留行。翌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請召見，並加卿銜出洋，翁氏在光緒帝麵前力稱之，奉旨交總理衙門議。[39]這是康有為對翁同龢如何舉薦自己向世人所做的經典敘述，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其實，掩蓋了“謀主”張蔭桓的幕後活動有些情節並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