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原始材料的缺乏，要想廓清事實，徹底解決歧異，可能仍有相當的困難。但是，通過對現有材料的爬梳比證，可以認為，以往僅憑俄國單方麵的材料作出李、張“受賄”的定論是不適當的，俄國檔案反映的情況存在諸多疑點。也有學者推斷，有可能是俄國駐華官員私吞了這筆款項。[78]考慮到當時璞科第與巴甫洛夫致彼得堡方麵的函電中存在許多疑點，這種推斷也有其道理所在，但最終結論恐怕仍然需要切實的證據。
事實上，在收買中國官員的過程中，身在彼得堡的維特關心的隻是最終效果，對具體實施過程的掌控則鞭長莫及；由於得到授權，璞科第與巴甫洛夫二人擁有“就地共同商量必需的款項”的權力。璞、巴各自從北京向國內匯報情況，將收買活動的每一次進展分別致電財政部和外交部。這種做法表明，支付巨額賄款是得到批準的，並且兩人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監督，至少，檔案中反映的情況是這樣的。然而，這種互證式的監督，可能正好是兩位駐北京的俄國官員相互勾結、監守自盜的障眼法。璞科第與巴甫洛夫所謂1898年3月21日與李、張“作機密語”之事可能確係子虛烏有，隻不過是他們為私吞巨款向國內編造的借口。簽約次日，他們便迫不及待地將政府名下的公款轉為私人款項，“交給了”李鴻章，並及時告知了彼得堡方麵，看上去似乎俄國人很講“信義”，其實這筆錢是否真的交給了李鴻章，還是大有疑問的。
在研究旅大交涉問題時，有論者將李鴻章的“受賄”嫌疑與其親俄外交並論之，這種說法值得商榷。以借款問題為例，盡管總署諸臣中李鴻章借俄款的傾向最為明顯，但因此便得出他受到俄國人金錢**的結論也未必恰當。事實上，甲午戰爭後李鴻章一直倡導和實踐聯俄外交，並得到清廷的全力支持，主張借俄款正是其聯俄政策新的體現。即使具體到借款本身，李鴻章也並非毫無原則，大多情況下他仍然施“以夷製夷”的計策，希望利用英國來牽製俄國，迫使其降低借款條件。前述俄方函電中所記1898年1月23日他與璞科第、巴甫洛夫的密談即是一個有力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