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當時，士人以科舉為進身之階，以功名為人生首務，這本是情理中事。康氏落第後“遍謁朝貴”，上書表達政見，謀求出仕捷徑之意圖，本身也無所苛責。梁鼎芬將這一切統統說成“希圖利祿”、“求富貴”而加以嘲諷，也未見公允。近年也有論者認為，康有為“力爭上書成功，在於博取清議時名，博時名在於得恩寵，得恩寵在於獲旨出仕”，“他實際上是一個‘私心’超過‘公心’的人”。[33]事實上，置身晚清官場，以“不圖利祿”之名而行“希圖利祿”之實者亦不在少數，名利之心似難深究。問題在於，康氏及其弟子在後來的著述中，另執一端，著意大談其倡議變法之旨，這次上書活動甚至被視為近代維新改革興起的起點，這種傾向值得商榷。
對康1888年活動的高度評價首先來自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所撰《戊戌政變記》。梁氏言：“自光緒十四年康有為以布衣伏闕上書，極陳外國相逼，中國危險之狀，並發俄人蠶食東方之陰謀，稱道日本變法致強之故事，請厘革積弊，修明內政，取法泰西，實行改革，舉京師之人鹹以康為病狂，大臣阻格，不為代達。”[34]這裏“舉京師之人鹹以康為病狂”的原因，恐怕不僅僅是康氏以布衣身份上萬言策之本身，還有康氏上書諛頌權貴之種種舉動。梁啟超以生花之筆為老師揚長避短。在梁的解釋體係中，翁同龢未同意國子監代康上書一事，也成了一種錯誤。《戊戌政變記》稱，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翁、康首次見麵時，翁對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不用康有為言”頗為悔恨。因為康當時“奏言日人變法自強，將窺朝鮮及遼台，及甲午大驗”。[35]康氏年譜也記二人見麵時，“常熟謝戊子不代上書事，謂當時實未知日本之情，此事甚慚雲”。[36]以情理推之，翁氏可能會對未代上書之事作一番解釋，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如果說因康氏此書受阻以致清廷政策發生失誤，最終釀成甲午戰爭中國慘敗的結果，翁由此而深感自責，這是康、梁的誇大其詞。在當時，康有為“罔知忌諱，幹冒宸嚴”的那股氣勢令人刮目相看。除此而外，以“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為核心的萬言策並沒有特別新穎的地方。對於日本實行維新，急驟發展力量，欲謀朝鮮的野心，李鴻章等清廷外交主持者早已有預感，並非康氏的獨到見解。康年譜稱，“當時大惡洋務，更未有請變法之人，吾以至微賤，首倡此論，朝大夫攻之”。這其中也不乏自吹的嫌疑。是否應變法及如何進行變法，時人見解不一，但說康“首倡此論”（變法）恐怕難以成立。比較能說明問題的是，後來在戊戌維新中有過重要影響的黃遵憲1888年至1889年間也在京師，其反映日本明治維新曆史的《日本國誌》一書當時已開始在袁昶等友人間傳閱。[37]從借鑒變法的意義上說，無論怎樣，康有為的這個上皇帝萬言策都難與黃遵憲《日本國誌》相比擬。因此，對康有為《第一書》在中國近代維新思想史上地位和理論意義的評價似不可過高。當然，在康氏個人七次上書皇帝的序列中，《第一書》仍有其應有的意義，至少，可以幫助我們追溯其日漸豐富的政治思想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