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燮曾疏薦一事對戊戌年春季康氏政治活動的特殊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對此，康、梁比局外之人有著更為深切的感受。然而，對於高氏挺身而出，在康有為上書受挫的時候上疏薦康的原因，康、梁從未有過全麵翔實的解釋。隨著清廷舊檔的利用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高氏薦康背後的隱情漸漸被揭示出來了。
梁啟超在政變後撰寫的《戊戌政變記》中對高氏薦康的原因即有所披露，但十分簡略且有歧義。該書卷一《康有為向用始末》中雲：“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德人占踞膠州之事起，康馳赴北京，上書極陳事變之急。……書上工部，工部大臣惡其伉直，不為代奏。然京師一時傳鈔，海上刊刻，諸大臣士人共見之，莫不嗟悚。有給事中高燮曾者，見其書歎其忠，乃抗疏薦之，請皇上召見。”[5]卷六《楊銳傳》中又言：“丁酉冬，膠變起，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楊銳）乃與謀，果稱之於給事高君燮曾，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6]梁氏在卷一中言高氏因受到康氏《第五書》內容的感化，“歎其忠乃抗疏薦之”；卷六又言高氏疏薦並非出於主動，楊銳曾從中斡旋。前後兩種說法有相互抵牾之處。
事實上，膠州灣事件前後，梁啟超並不在北京。故上述兩種說法均應得自政變後康有為之授意。查《康南海自編年譜》，高氏薦康前，康、楊、高三人之間確曾發生過聯係。康氏記之雲：“膠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書言事。工部長官淞桂讀至‘恐偏安不可得’語，大怒，不肯代遞。又草三疏交楊叔嶠，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之……，既謁常熟，投以書告歸。……是時，將冰河，於（十一月）十八日決歸，行李已上車矣，常熟來留行。翌日，給事中高燮曾奏薦請召見，並加卿銜出洋。”[7]康氏自言《第五書》被工部堂官拒遞後，曾草三疏通過楊銳（叔嶠）交由王鵬運（幼霞）、高燮曾（理臣）遞上。這三疏的具體內容、遞上時間以及為何由楊銳居間轉交，年譜中均未言及。但我們可以通過其他材料來弄清這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