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盛鐸（1859—1937），字椒微，號木齋，江西德化（今江西九江）人，出身書香世家，光緒十五年（1889年）榜眼，清末官至山西提法使、山西布政使。他不僅是近現代史上頗負盛名的藏書家，在清末民初的政壇上也很活躍。甲午後督辦軍務處成立，李任提調，為榮祿所倚重。戊戌年康、梁在北京開保國會，李盛鐸曾參與策劃，後因榮祿、徐桐告誡，在開會前“臨陣脫逃”，不久又疏遠康、梁，彈劾保國會以求自保，故後世多據此視李為“投機者”，或將其歸之守舊營壘，視為後黨。但近年已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1]其實，拋開他與權貴的關係不談，甲午前後李盛鐸為士人中比較趨新的人物，這種看法大體公允。
當時江西京官中李盛鐸與文廷式（號芸閣）、陳熾（字次亮）氣味相投，在京城士人中有“江西三子”之目。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秋北京設立強學會，陳熾、文廷式各有“正董”、“副董”之名，他們與康、梁相呼應，皆為變法活動之骨幹人士。李盛鐸因是年四月即告假南下，故未參加強學會活動，但就其思想傾向而言，仍屬於維新一流無疑。在維新思潮蓬勃興起的背景下，稍後他與陳熾、梁啟超謀劃開辦《公論報》的活動便是有力的說明。
光緒二十二年底，上海《時務報》剛創辦不久，主持者梁啟超、汪康年便於士林中聲名大震，各方人士爭相結交，引為同道。李盛鐸與梁啟超商議合辦《公論報》的計劃正在此時。從種種跡象判斷，此事當與陳熾從中介紹有關，因為迄今尚未找到此前梁、李已有交往的證據，而陳熾一直與康、梁往還密切，在這次辦報合作中，一直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比如有些書信是梁啟超寫給陳熾的，再由陳交給李氏的，詳見下文）。
關於創辦《公論報》的情況，上海圖書館所藏汪康年師友書劄中有零星反映，以往研究中也曾有提及，但隻言片語，仍不足厘清事情原委。[2]現據李盛鐸存劄中梁氏書信，參諸汪康年師友書劄中的各家信函，可理出其大致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