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時，這份似乎籌劃得很充分的日報卻未能如期麵世。不隻是延期的問題，而是完全擱淺了。這其中的緣由，現有材料尚不足以完全澄清，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似與《時務報》館內部的人事糾葛有關。
就在梁啟超與陳、李等緊鑼密鼓籌辦日報之時，二月初十（3月12日）黃遵憲自北京致函汪康年，建議改革《時務報》館的管理現狀，主張取法西洋各國“立法行政歧分為二”之政體形式，請報館中聘吳樵（字鐵樵）“總司一切”，為總理，吳若不來，則由龍積之“任此事”，而身為創辦人的汪與黃、梁均作為董事，議政與行政分開。同時，汪“仍住滬照支薪水，其任在聯絡館外之友，伺察館中之事”。[20]這封信意在限製汪氏權限，雖是商議口吻，卻引起汪康年不悅。據梁啟超三月初三（4月4日）給乃師康有為的信函透露，黃氏此信係因梁曾向黃寫信埋怨汪康年“專擅”有關，梁後來自認此舉“謬妄”，自責不已。蓋梁氏自粵歸，聞同門雲台（韓雲台，韓文舉之弟）、仲策（梁啟勳，啟超之弟）對汪康年之不滿之言，且多“激憤之詞”，遂與汪“生小嫌”，於是在給黃遵憲的書信中“不免多說幾句”，結果導致黃要求報館改變管理方式的來信。[21]而此前伍廷芳奉旨任駐美公使，欲招梁啟超為參讚，梁一度也有隨伍出洋的考慮，[22]所以電招龍積之來滬，是為將來接替梁氏作預備。不料，黃遵憲卻在信中舉龍積之為報館“總理”人選，這引起汪的誤解。梁啟超在信中向康有為解釋說：
超之電邀積之來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則欲號稱為《知新報》，請積之駐滬代理也者。俟數月後，積之與諸人既熟，又共見其才，然後舉之入主報事，此超原議也。故屢書港澳，述其情節，而南中不解此意，期期以為不可。公度與穰卿本素有微嫌，前十日間忽來一書，欲令穰引去，而使鐵及積為總理。其實，可謂鹵莽不通人情，反使超極下不去。幸日來次亮、木齋等，同擬創辦一日報，名曰《公論報》，屬超專主其事。超則蚤定主意，屬積在彼主持，故與穰言論之間絕未吐露一形跡，而積與人情世故甚熟，極能相處，故至今仍無一毫嫌疑。[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