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年康、梁的政治活動中，李盛鐸是有關聯的人物之一。據孔祥吉先生考證，康有為戊戌年在北京除了自己上書外，還通過不少科道官員代遞章奏，表達政見。李盛鐸所上《時務需材請開館譯書以宏造就折》、《請明賞罰以行實政折》等即為康有為代擬。此外李盛鐸還為康有為引薦過慕名求見的宗室溥侗，這些都表明他們交誼匪淺。[38]當然，李盛鐸與保國會的關係在戊戌變法史研究中是一個更為重要話題。
李盛鐸存劄中還有梁啟超的五通短劄，以及康有為的一封便箋，皆與戊戌年保國會活動相關。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兩次提到李盛鐸與保國會的關係。其一雲：“於時會試期近，公車雲集，禦史李盛鐸乃就康謀，欲集各省公車開一大會，康然之。是為保國會議之初起。康複欲集京官之有誌者，李不謂然，然後卒從康議，於三月廿七日在粵東會館第一集，到會者二百餘人，時會中公推李及□□□、□□□等演說，而李以事後至，是日公擬保國會章程三十條。”[39]其二雲：“戊戌三月，康有為、李盛鐸等同謀開演說懇親之會於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車數百人，名其會曰保國。後李盛鐸受榮祿之戒，乃除名不與會。已而京師大嘩，謂開此會為大逆不道，於是，李盛鐸上奏劾會，禦史潘慶瀾、黃桂鋆繼之。”[40]上述說法已在政變之後，對李多有責意。當時李盛鐸對保國會活動多有策劃確為事實，現存梁氏信劄係當日文獻，可作補證。其一函雲：
頻日彼此相左，悵甚。茶會之議，前日所列京省中人才略備。其公車則兩廣、雲貴、川陝、湘、閩浙此間悉有端緒，自餘諸省尚未得領袖之人。請公於兩江中人才開單見示。其各有所知，亦望示一二至盼。能否將名單擬下尤妙。此舉似不可遲也。每日何時在家，兼乞見告，以便趨詣。餘容麵罄。敬上木齋先生。啟超再拜。[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