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燮致汪康年函劄考[1]
一、兩封密函
汪大燮，字伯唐，為《時務報》經理汪康年堂兄，曾參與1895年北京強學會的活動。百日維新前後為總理衙門章京，與康、梁頗有往來。這兩封函劄是汪大燮從北京寄給汪康年的。現將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昨日菊生來言，譯署接裕朗西函，言孫文久未離日本，在日本開中西大同學校，專與《時務報》館諸人通。近以辦事不公，諸商出錢者頗不悅服等語，即日由總辦帶內回邸堂雲雲。（汪大燮）當即往見樵，言獄不可興。樵頗深明此意，惟謂長、卓二人在此設堂開講，頗為東海所不悅，有舉劾之意。而譯署有東海弟，設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發作，則兩邸皆舊黨，雖瓶公不能遏，無論樵矣。此時兩公能為掩飾計，但又慮朗西歸來，直燃之恭，亦甚足慮。此間已密囑長、卓諸人弗再張皇，並致電尊處，未知作何動靜，鄙意且弗張皇為妙。（閏三月初五日）[2]
裕事近已無複言者，惟恭邸病則又愈矣。前此所以詢君且急急者，其時菊生言譯署人頗有訝之者，且欲興風作浪，而清河告康，康、梁終日不安，到處瞎奔。此事宜靜不宜亂，誠恐其奔出大亂子也。（閏三月廿五日）[3]
函中涉及人物較多，人名多用字號或代稱，其中菊生即張元濟（字菊生）；裕朗西，即裕庚，時為駐日公使；樵指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號樵野），清河亦以郡望代指張蔭桓；長、卓分別為康有為（號長素）、梁啟超（字卓如）；東海，以郡望代指大學士徐桐；兩邸為恭王奕和慶王奕劻；瓶公即翁同龢（號叔平，又號瓶生）。
將兩函內容對照分析後，就可弄清汪大燮所言之事的原委了：正當康、梁在京“設堂開講”，組織保國會時，清廷駐日公使裕庚忽有密函致總署，密告流亡日本的革命黨人孫中山在橫濱開中西大同學校，專與《時務報》館諸人通聲氣。在新舊鬥爭日趨激烈的當時，此事若為守舊分子所獲知，對《時務報》館及維新派將會產生極為不利的惡果。汪大燮從張元濟處得知消息後，急忙求助於總署大臣張蔭桓，“言獄不可興”，請設法從中斡旋。張蔭桓亦深知大學士徐桐因保國會事正欲舉劾康、梁，總署中又有人“欲興風作浪”。關鍵時刻，他遂與翁同龢秘為掩飾，力防事態惡化。張蔭桓還親自告訴康有為實情，“密囑康、梁諸人弗再張皇”。但康、梁仍心有餘悸，“終日不安”。可以斷定，裕庚來函一事打亂了康、梁開保國會的正常活動，是導致保國會解散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