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庚致函總理衙門反映孫中山與《時務報》館諸人相通的情況，是有一定背景和根據的。
孫中山在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被迫流亡國外。清政府曾多次試圖通過外交途徑與各國當局交涉，急盼將其引渡回國，但始終未能成功。1897年8月孫中山第二次到達日本後，清政府遂令駐日外交官員對其活動嚴密監視，及時具奏。裕庚此函便是對孫中山在日活動探查後的一次奏報。
裕庚此函的原件現在未能見到，但其內容的真實性可以從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與維新派的早期交往與合作中得到證實。甲午前後，孫、康兩派勢力都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當時康有為的政治改良思想已趨成熟，而孫中山的思想尚處於由改良到革命的轉變階段。孫、康兩派雖然政治見解不同，但都主張學習西方，探索救國真理。僅此而言，他們又有相通之處。特別是“戊戌以前，康創強學會於北京，梁辦《時務報》於上海，提倡新學，名動一時”，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章太炎等革命黨人“與康、梁徒侶往還不絕”，聯係密切，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兩派聯合的意向。[4]
1897年冬，橫濱華僑商人鄺汝磐、馮鏡如等人創議開辦華僑學校，欲從國內延聘新學之士為教習。他們將此事就商於正在橫濱的孫中山與陳少白。孫、陳因梁啟超主筆《時務報》，名聞海內外，故力薦梁氏充任。11月初，鄺汝磐持孫中山介紹函，專程赴上海謁見康有為。[5]康氏“以梁啟超方任湖南時務學堂掌教，乃以徐勤代之”，[6]同時，“助以陳默庵、湯覺頓、陳蔭農”等弟子。[7]康有為還對孫中山為該校代擬的校名“中西學校”持有異議，將其易名為“大同學校”，並“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為贈”。[8]經過籌備，橫濱大同學校在1898年3月正式“啟館”。[9]可以說，橫濱（中西）大同學校的開辦，是孫、康兩派共同協商和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