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庚致函總理衙門一事對康、梁的活動影響很大。這又涉及保國會第三次大會是否召開過的問題。
康有為、梁啟超均言保國會曾三次開會，開會地點依次為粵東新館、嵩雲草堂和貴州會館三處。但二人所言三次開會的時間頗有出入。經過考證，第一次開會時間是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第二次開會時間是閏三月初一（4月21日）。[14]隻有第三次開會時間不可考知。現在我們根據裕庚之函到達總署的時間，和康、梁當時的境況斷定，第三次大會很可能沒有舉行。
對於裕庚之函到達總理衙門的時間，汪大燮在閏三月初五的函劄中說：“昨日菊生來言，譯署接裕朗西函……”，可證裕庚之函最遲在閏三月初四（4月24日）已經到達總署。張元濟是24日將此消息告訴汪大燮的。汪聞訊後“當即往見樵（野）”，也是在這一天。另外，查《張樵野戊戌日記》，張蔭桓確實於此日午後去過南海會館，[15]那麽汪大燮所言“清河告康”，“密囑長、卓諸人弗再張皇”，也應在24日這天。康、梁通過張蔭桓在4月24日得知裕庚之函的內容，這與第二次開會結束時間（4月21日）隻隔兩天。根據康有為《自編年譜》所記兩次開會間隔為四天的說法，第三次開會不可能在24日之前。而24日後的康有為與梁啟超驚恐不安，急於自保，絕不會冒險再去組織開會活動。因此，從情理上講，保國會沒有開過第三次大會。
從現存保國會文獻資料來看，也沒有涉及第三次大會者。根據《保國會會例》，每次大會演講皆有“書記人”記錄。康有為在第一次大會上的演講由麥孟華記錄為《三月廿七日保國會上演講會辭》；梁啟超在第二次大會上也作了演講，並有《演說保國會開會大意》一文傳世。但是，後來刊載於《國聞報》與《知新報》上的保國會文獻中，毫無涉及第三次大會者。[16]這從一個側麵證明保國會沒有開過第三次大會，否則不至於未留下絲毫的文獻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