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總體上說，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訓政並非偶發事件，與袁世凱告密沒有直接關係的說法，大體已得到學界的認同。[2]理由很簡單，在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凱應詔來京之前，以推動慈禧太後出來“訓政”為形式的政變已經進入了秘密策劃階段，此後製約和影響局勢發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緒帝和康、梁等新黨人物，也不是擁有一定兵權的袁世凱，而是一直有能力控製全局的慈禧及其親信。
慈禧“訓政”雖然也可以稱得上是一次宮廷政變，但與中國古代曆史上諸如“玄武門之變”等充滿玄機、血腥和骨肉相殘的政變相比，卻顯得相當平和。畢竟，慈禧、光緒母子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遠沒有到兵戎相見的地步；況且母慈子孝的傳統倫理仍然製約著權力鬥爭的形式。從實際情況看，即使雙方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緒帝也絲毫沒有與當政幾十年的太後分庭抗禮的膽略和力量，這也正是慈禧能夠輕易用“訓政”的形式，將皇帝控製住的原因所在。因此，這次政變，如果也算作是一次非正常的權力移交的話，充其量也隻是“和平政變”。[3]隻有這樣理解，才能解釋慈禧太後在今人看來極為關鍵的時刻，仍悠然自得，表現出一種勝算在握的姿態。[4]
一般而言，慈禧訓政的緣由與戊戌年七月光緒帝與朝臣之間矛盾激化，導致罷黜禮部六堂官、超擢軍機四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關。光緒帝令編練新軍的袁世凱入京陛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訪問也是催發訓政的因素。對此，學界的研究已經相當充分，史料的發掘也很深入，茲不贅敘。這裏所欲強調的是，在研究慈禧訓政的理由時，光緒帝與廷臣之間關係的惡化，應是導致訓政發生的主要因素。以往論者常常是從包括軍機大臣在內的廷臣阻撓新政的角度解釋問題。其實，由於受到康有為的影響，年輕的皇帝求治心切，從與自己相處甚久的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們“守舊”的一麵，君臣之間產生嫌隙。新政開始之時，光緒帝便認為“盈廷皆守舊”。據戊戌六月初九日張元濟致汪康年函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