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王照的“自首”問題，歸根到底，還要追溯到他與康、梁及戊戌變法的關係上。王照入獄後《大公報》等報極力為他鳴冤，說他原非康黨，或許有營救他的隱衷，但是，嚴格講來，說王照不是“康黨”也非事實，隻不過他非康之“死黨”而已。
王照的同鄉、刑部主事唐烜戊戌年七月就指出，王照“近來專主西學，聞其在城外自立學堂一所，用直省公款，而凡事不謀與眾，措置任意，人多怨之。與廣東康有為交最密，凡所議論，皆康所著錄者也”[41]。唐烜的立場可能相對保守，可他說王、康往來密切誠非虛語，因為二人的維新思想確有不少相通之處。“禮部六堂官事件”發生後，康、王的關係更為密切，王照超擢四品京堂，獲得直接遞折的資格，一度尤為康、梁所倚重。時光緒帝欲開懋勤殿選拔通才參與新政，七月二十九日，王照在康有為授意下，保奏康廣仁、梁啟超等人。[42]這份折子曾被軍機處呈送慈禧審閱，就此而論，清廷就不能將他排除在康黨之外，何況，政變發生前康、梁拉攏袁世凱、策劃“圍園”密謀的活動，均有王照不同程度的參與。[43]
流亡日本初期，王照追隨康、梁，亦步亦趨，更是有案可查。八月十二日，梁啟超、王照被日本人解救到日艦“大鳥”號上，二人以“泣血百拜”的懇求姿態，致書伊藤博文和林權助，抨擊慈禧偽稱光緒生病，意在“弑君”，請日本出麵幹預；又稱慈禧及滿洲黨“死心塌地願為俄人之奴隸”，極力想激起日方對慈禧的仇視。[44]這封信雖出自梁啟超之手，卻也表達了情急之下王照的心聲。抵達日本後，梁、王又於九月十二日聯名致函大隈重信外相，請救援清國皇帝，揭露慈禧毒殺慈安太後，幽殺同治皇後，及“虐戮宗室，恣肆**，任用宦寺，聚斂貨財，驕奢**逸”等罪行，並攻擊榮祿為滿洲大臣之最奸雄者。[45]這類近乎市井奇聞的說法，王照本人可能未必全信，或因受到康、梁挾製而未敢立異，但實際效果是他參與了攻擊慈禧的活動，這是不可否認的。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正月初四日晚，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約康有為、王照、羅孝高到寓所晤談。近衛稱，“餘之話由羅氏譯為漢語，康、王之言則由二人自己以筆話示餘。”觀近衛日記所存王照的筆談，字裏行間充斥攻擊慈禧、榮祿的語句，且稱康為“敝師康先生”，[46]這些為康、梁幫腔的文字就是“黨康”的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