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樣認識和評估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的實際影響，學界是存在分歧的。事實上，當我們從思想史的層麵著力分析康有為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張的時代意義時，可能忽略了這樣一個問題：無論康有為在當時士林中曾有過多大的影響，無論其政治主張多麽犀利和切中時弊，但是在政治運作的層麵，他是很無奈的。身為額外主事，康氏職位卑微，根本無法與宋神宗變法時的宰輔王安石可比；[163]因而如何取得光緒帝信任、迅速進入核心決策層便成為康有為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標，甚至是他在京活動的重心所在。為此，他不得不密結張蔭桓，精心策劃，煞費苦心，尋找終南捷徑。可見，澄清康氏進用內幕是研究戊戌變法史的一條重要線索。
由於康氏驟然進用是沿著非正常途徑實現的，以至被視為“鑽營”“僥進”，當事人掩蓋內幕並不意外。當戊戌年五月許應騤、文悌將張蔭桓援引康氏之事揭破時，張、康不得不設法應對。從實際情況看，在援引康氏過程上，張氏始終欲借重翁同龢，共擔責任，並得到光緒皇帝的認可，不料，卻遭到翁的拒斥。因此，政變後張、康二人異口同聲，將薦康的責任推給翁氏，不是偶然的，何況因英、日外交幹預而產生的張“非康黨”上諭，為他們掩蓋真相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當翁氏“薦康”說傳開後，剛毅等人又乘機羅織，將翁打入康案。在這場多種力量介入的政治鬥爭中，康、梁與剛毅、許應騤等人各得其所，張蔭桓也得以暫避風險，隻有開缺在籍、為慈禧所仇視的翁同龢再遭打擊，成為這場博弈的犧牲品。然而，曆史的辯證法卻再次顯示了它的神奇：當真正的薦康者悄無聲跡地被淹沒在茫茫曆史中的時候，“維新第一導師”的桂冠卻為翁氏贏得了後世的普遍敬仰。這大概是時人與今人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