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蔭桓本來是不折不扣的“康黨”人物，但是，政變後卻戴上了“非康黨”的帽子；而已經開缺在籍的翁同龢，卻在政變發生兩個月後，被拉入“康黨”，遭到革職編管的嚴厲處分。張、翁的境遇如此不同，原因並不簡單，其背後呈現的是各種政治勢力角逐的複雜局勢，其中也有外交原因。
八月初六日政變發生後，慈禧下旨捉拿康有為、康廣仁兄弟。當時步軍統領崇禮懷疑張蔭桓素與康往還，或有匿藏情事，便派官弁先到東華門外錫拉胡同張氏府宅四處搜求，以至人們誤以為要抄張蔭桓家。[132]驚恐之下，張氏急忙焚毀與康交往的證據，乃至塗改、毀棄日記。[133]初七日，慈禧獲悉袁世凱告密的消息，氣急敗壞，密旨搜拿軍機四卿和其他與康有關的官員。初八日清晨，張被邀至提督衙門受到監視。次日與徐致靖、楊銳、譚嗣同等九人同時被革職，拿交刑部。[134]當時被捕者無不與康有為之案有關。
可是，十一日清廷卻突然發布上諭稱：“張蔭桓雖屢經被人參奏，聲名甚劣，惟尚非康有為之黨，著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135]該諭以“非康黨”為由，將張從康案中剔出，另案處理，這其中大有蹊蹺。原來，這是英、日駐華外交官聽說要處死張蔭桓的消息後，向清廷提出抗議和交涉的結果。
英國公使竇納樂在八月初十日午後得到消息說，張蔭桓將於當晚或翌日淩晨被處死，立即致函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希望他盡快設法營救。當時退職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正在北京遊曆，林權助與伊藤商議後，深夜趕往賢良寺李鴻章的住所拜訪，聲稱如果張氏被殺，會引起“列國幹涉”，並說這是伊藤的擔心，希望李援手相救。林權助建議李鴻章寫信給榮祿，以確保次日一早軍機大臣見起時把這個信息傳達給慈禧太後。[136]同時，竇納樂又致函李鴻章，指出“西方各國認為這種突然的處刑帶有恐怖的色彩，同時匆忙秘密地處決像張蔭桓這樣在西方各國很聞名的高級官員，將引起很壞的結果”。[137]英、日采取一致行動營救張氏，與其甲午後對外交涉中的親英、親日傾向是有關的。雖然李鴻章在甲午後的外交決策中與張時有矛盾，但是，為顧及邦交，仍不計前嫌，致函榮祿勸說慈禧將張從輕發落。[138]軍機大臣中還有人以張氏曾反對康充任伊藤訪華的迎送使以及反對派康到日本坐探變法的例證，為張講情。[139]慈禧顯然接受了榮祿等人的建議。當時，也隻有將張從康案中剝離出來，才能與譚嗣同、楊銳等其他“新黨”人物區別辦理。可見，張“非康黨”的上諭實為清廷受到外交壓力後的一種表態，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抉擇，然局外人並不知此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