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王富仁教授
嚴家炎（北京大學）
今年五月上旬，突然聽到王富仁教授在北京逝世的消息，我十分震驚和悲痛。
富仁先生胸懷十分高遠，為人極其正直，是我今生交往的最善良、誠懇、真摯的好友之一。我們有許多共同的愛好。我們都把李何林先生視為兩人共同的好老師（李先生是王富仁當博士生時的導師，他稱李先生為“一身鐵骨錚錚”）。我們更是非常尊敬和熱愛魯迅，把魯迅看作我們自己終身的導師。1984年10月，我參加王富仁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麵鏡子——〈呐喊〉〈彷徨〉綜論》的答辯會，雖然提出過若幹問題，同時卻也真切感受了這篇學位論文的足夠厚重度和巨大勞動量，深覺佩服。
在先輩王瑤先生去世之後，我和富仁兩個當時的中年人，曾先後接任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多屆會長職務。但隻有富仁才是真正稱職的會長，富有創造性地盡到了自己的責任。他不但在言論上肯定舜文化，而且從根本精神上研討舜文化的現代轉換，吸取儒、法、墨、道諸家多方麵的長處，以尋找中國文化傳統現代轉換的“鑰匙”。在《舜與中國文化》一文中，王富仁先生說：“魯迅的文化尋根，沒有到禹而止，而是繼續向曆史的深處回溯，一直回溯到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中華民族的始祖——女媧。在小說《補天》裏，魯迅實際是把女媧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來塑造的。”“女媧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就是我們生命的創造者，就是我們生命的保護神。我們看到，正是在‘人的生命’或‘有生命的人’這個根柢之上，魯迅建立了自己獨立的文化觀念，進行了有別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思想追求。在他的觀念裏，生命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的，國家卻應當是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為文化而存在的，文化卻應當是為生命而存在的；生命不是為道德而存在的，而道德卻應當是為生命而存在的。要說中國文化傳統的現代轉換，這就是中國文化現代轉換的基本內容。沒有這樣一個轉換，所有其他的轉換都不過是一種文化的新包裝。從以國家為本位的國家文化向以人為本位的社會文化的轉換，就是這種轉換的本質意義之所在。魯迅的《我之節烈觀》和《娜拉走後怎樣》，魯迅的《燈下漫筆》和《春末閑談》，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記念》，魯迅的《孔乙己》《故鄉》《阿Q正傳》和《祝福》，無不表現出對人、對人的生命的關切，無不體現著中國文化由以國家為本位的國家文化向以人、以人的生命為本位的社會文化的轉換。所以要談中國文化的現代化，離開“五四”，離開魯迅，是談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