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南京大學）
噩耗傳來，王富仁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腦海裏卻反而更加明晰起來了，作為百年來接過魯迅啟蒙火炬的領跑者之一，他的學術研究和傳導的啟蒙主義價值觀延續了四十年，其一生已經無愧了，他與這個世界的決絕方式是那樣的果敢和堅毅，卻讓我們這些苟活者有了些許警醒，在那些肩扛著閘門的人群中，尚有無數的啟蒙者去替補這份重任。如若啟蒙隊伍裏還有前赴後繼者，富仁先生在天之靈也會像“魯迅先生笑了”（郭沫若先生語義反用）那樣欣慰的。
近四十年來，作為高舉著啟蒙大纛的“京派”學者，錢理群先生和王富仁先生無疑是旗幟性的人物。盡管這四十年當中我們經曆了許許多多的文化風雨，我們經受了各種各樣中西觀念的衝擊，但是始終能夠堅持現代啟蒙精神，並矢誌不渝地堅守魯迅先生文化批判價值立場的人卻是越來越稀少了，眼見著許多打著各式各樣旗號的“遺老後少”們成了政治與商品宴席的座上客，而他們卻坐在鐵屋子裏的冷板凳上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術性和學理性繼續勘探著本是無路的荊棘之途。他們滔滔不絕的演講，為無聲或喧囂的中國留下的是一種無痕卻永恒的精神財富，盡管他們的言論在這個時代的回聲是微弱的，甚至有些空洞，但是，隻要薪火尚在，曆史終究會做出公允的評判。他們的學術思想給我們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工作的學人做出了榜樣，但是榜樣的力量未必就會影響到更多的學者，因為在這個十分複雜的時代背景下，有多少人還在信奉五四真正的啟蒙真諦呢？這或許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悲劇。
其實，我與王富仁先生的交往並不是很多，私交也不是很深，但是，僅僅幾次的深談，就足可引為知己與同道者，讓我對王富仁先生另眼相看。記得1985年文學研究所和《文學評論》編輯部在昌平的“愛智山莊”開辦了俗稱“黃埔一期”的研修班。作為班長，我有時負責接待講課的教師。王富仁先生那時還是一個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不久的年輕教師，然而，大家都被他的演講所折服了，尤其是他的演講結束語令1985年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我們震撼不已，他那帶著濃重山東口音的話語三十多年來一直縈繞在我的耳畔，時時敲打著我的學術靈魂：“一個沒有悲劇的時代，是一個悲劇的時代；一個沒有悲劇的民族，是一個悲哀的民族！”我以為這就是我們心氣相通的地方：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如果連悲劇意識都不具備，你還有什麽資格進入批判的價值立場當中，去麵對慘淡的人生？你對這個時代沒有了痛感，也就沒有了文化的觸覺；沒有了觸覺，無疑便是一個被“閹割”了的人，如此而來，你還有什麽批判的能力呢？這於一個知識分子而言，無疑就是一種思想的慢性自殺，抑或就是一種“自宮”，其苟活的學術意義也就全無了。許多人都說王富仁思想的深刻性來自他的才華，我卻不以為然。我認為王富仁的學術思想之所以能夠洞穿中國文化的弊端，除了其批判力度外，不外乎兩個因素：一是同類文化文學的比照；二是毫不猶豫的價值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