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振春（聊城市音樂家協會）
我的夢醒了，我忽然淚如泉湧。
我最尊敬的王富仁老師走了，走了，永遠地走了，我再也聽不到他的教誨了。在綿長的悲痛之中，我想起了和王富仁老師交往的遙遠而又漫長的點滴往事。
那是1970年1月，我按居住的片區，劃到聊城第四中學上學，成為王富仁老師的第一批學生。那時，王老師剛剛從解放軍農場鍛煉回來，因父親是當權派挨批鬥，上級教育部門要把老實本分的學了五年俄語的山東大學高才生王老師分到邊遠的農村教學。趙育嵐老師看不下去，試著找了縣教育局的同學，於是王老師就被分到了剛剛組建的聊城東城牆內的第四中學任教。王老師當時28歲，我14歲。王老師是青年，我是少年。
王老師當時教五排和六排的語文，並兼任六排的班主任。我弟弟被分到六排，我被分在了五排。當時的學校，一律實行軍事化管理，教學班不叫班，叫排。但班主任依然被稱為班主任，不叫排主任。那時的學校，正處在“**”中期，學習環境非常惡劣。直到1970年年初，才按家庭分片，於是我被分到了聊城第四中學上學。那時有個好處，上學不用考試，愛上不上，反正到處都是鬥私批修鬧革命，讀書無用，知識越多越反動，老師都是臭老九。這些謬論，成了社會的主要潮流。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學習，情況可想而知。記得開學已經半年了，英語課本還沒有發到手。沒發到手，學生們倒也不急，因為政治課老師說：“英美等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是大壞蛋，我們要和他們做堅決的鬥爭，不能聽他們的胡言亂語。”我是很聽老師教導的學生，尤其是政治老師，因為她是我們的班主任，她說的話就是聖旨。這就大大影響了我學英語的情緒，大多數同學都和我一樣，認為英語是壞東西，誰也不願意學，可是英語老師卻急了。他說：“聊城一中幾個月之前課本就發下來了，現在，我們已經被落下了一大截，同學們要抓緊學習，迎頭趕上。”我很厭惡英語，比較喜歡語文。有趣的是，王老師和英語老師關係非常好，結果一年下來，我英語沒學好，但和英語老師的關係卻非常好，仔細一想，是沾了王老師的光。當時王老師教我們五排和六排的語文課，主要講魯迅作品。初中兩年的學習時間，我們大多用於“學工”“學農”“學軍”和批判臭老九。那時，反潮流的上幾屆學生，有的奉命回校造老師的反，革教育的命；經常開老師的批鬥會，讓他們互相揭發各自的罪惡。1967年夏天，一些造反派就說我父親在地委工作時有政治曆史問題，他們在古樓北地委門口貼了我父親的大字報，接著凶神惡煞般去抄我們的家。當時我年齡很小，不明事理真相，見了這些橫行霸道的造反派，嚇得我瑟瑟發抖屁滾尿流。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裏，我在懵懵懂懂之中，走近了王富仁老師的魯迅作品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