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澍（河南大學）
一
對於我，回憶是逐漸風化、剝蝕，乃至化為塵土的。極力打撈挽留，也仍然一天淡似一天。先生已經遠行，如不寫下這些文字，我恐終有失憶的一刻，如一片落葉忘卻了它曾依靠的大樹，一粒隕石忘卻了與它擦肩而過的星座。
二
2001年，我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在先生門下讀書，同一屆的還有高兄和李兄，其中我和老高的求學經曆多少都有點兒曲折。我是1999年碩士畢業後留校工作，當時的單位有個規定，碩士生入校工作滿三年之後才能考博，但我不知道當時是出於什麽念頭，在工作第二年就報名並且很幸運地考上了。王老師的大名，當然我是知道的，但他的書，我讀過的不多，而且我所工作的單位和他好像也沒什麽學術交集，印象裏也不曾請他來參加過答辯或講座。因此王老師與我，是完全陌生的兩個人——我知道他，但不認識他；他不知道我，當然更不認識我。所以赴京考試，完全是抱著嚐試的心理，並且是演習性質，目的是預備下一年正式來考。但既然來考，總還是心懷僥幸。我還記得到了北京，電話聯係上王老師，說想去他家拜見，這是公然而拙劣的套瓷，結果他很客氣地說，明天就麵試了，不用專門跑一趟。我本來就臉皮薄，這下正好，如獲赦免，但內心覺得考上的希望更渺茫了。筆試與麵試的題目幾乎都忘記，隻記得麵試是在一間大屋子裏，考生二三十人，李怡是麵試老師之一，梁鴻是記錄。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王老師，他始終是笑眯眯的，話也並不多。似乎因為他的和氣，我也不怎麽緊張，加之畢竟當了兩年教師，有點兒講課經驗，胡扯一通，便打道回府了。
麻煩在結果出來之後而來。考試回來，自己估摸著肯定沒什麽希望，所以過了很久才打電話給王老師，同時詢問成績。沒想到他在電話裏說考得不錯，基本上被錄取了，這真是意外之喜，但煩惱也隨之而來：怎麽說服單位放我這個“犯規”的職工去讀書呢？工作不滿三年不能去考博，這個規定是不是符合勞動法我不知道，但學校有規定，自然有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雖然此前和此後都不斷地有“犯規者”出現，而且也都達成了妥協，但目前在我這裏，它還是生效的，是不得不解決的。單位不同意，就不能去上學，這個機會也就浪費了，第二年再考，那就很難說了，我是毫無再戰成功的自信的。所以，隻有一條路，那就是求得單位領導和人事部門的諒解，法外開恩，允許我這個違反規定的人去念書。當時我如何與領導們“溝通”——這是好聽的說法，其實就是哀求——如何到處央人說情，如何擔驚受怕，今天已經記不清，但那種苦苦乞求的感覺至今揮之不去，是多少年都沒辦法遺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