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國華（天津師範大學）
2001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評論》編輯部和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聯合舉辦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術生長點”研討會，與會的專家學者紛紛提出了自己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前景和學術生長的精彩見解。當時，我的碩士研究生學習已進入最後一年，正在準備撰寫畢業論文，因此幾乎是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尋找這次研討會的相關信息，並希望能夠給自己的論文選題和寫作帶來更多的啟發和靈感。終於我在次年第1期的《文學評論》上看到了會議綜述。與會的眾多前輩學者的思考與論述，尤其是對於具體選題的分析，令人眼前一亮，使我受益良多。其中王富仁先生的思考和表述方式頗有些與眾不同，他沒有從具體的問題、思路和方法出發，而是強調研究者的生命承擔意識。王富仁先生提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必須承擔起自己，在以後的文學發展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這是研究者對於學科使命的共同承擔；此外還應該強調個人的、自由的、愉快的承擔，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願意承擔、需要承擔和能夠承擔的，從而將這種承擔作為自己生命的存在形式，從中體味個人的存在價值。[1]由於閱讀這篇綜述時我正忙於畢業論文寫作，關注的主要是中國現代文學存在哪些學術生長點、研究前景如何這類具體問題，對於王富仁先生具有形而上意義的思考缺乏深入的體會，當時隻是留下了一點兒陌生而新奇的印象。待2002年年初畢業論文初稿完成後，我才靜下心來仔細閱讀這段表述，連同先生的《時間·空間·人》《魯迅和中國文化》等論文，予以整體性的觀照和思考。必須承認，當時我集中閱讀王富仁先生的著述，主要還是為了考博，有明顯的功利心。但對於我這樣自讀研以來一直關注並恪守學術規範、偏重史料搜集和闡釋這樣的“技術至上主義者”而言，先生對於現代文學及其研究者生命承擔的強調，的確令人耳目一新，仿佛在我眼前開辟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也促使我在注重現代文學研究之“器”，即形而下層麵之外，也開始思考學術之“道”，即形而上的價值，以及研究者的生命參與及其在研究過程中與研究對象的生命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