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安史之亂爆發後關中政治課題的討論，與其始於長安，不如始於靈武（靈州）。當長安在天寶十五載（756）六月因叛軍攻破潼關而被玄宗放棄時，靈武則成為一個月後新任君主肅宗的龍翔之地。長安與靈武的這一空間轉換，不僅意味著帝國新舊權力更迭的開始，也標誌著一個以靈武為根據地的政治勢力——朔方軍，即將登上帝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雖然朔方軍是開元天寶十節度中最晚設立的一個，也是亂前夾在邊境的東西兩大集團間的邊緣者，不過它在關內地區的主導地位卻是無須質疑的。據嚴耕望先生說，亂前的朔方軍轄境已經是“東據黃河，西抵賀蘭，西南兼河曲至六盤，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緣，北有河套至磧口，關內之地除京兆府及同華岐隴四州，皆統屬之”[1]。而當來自河西、隴右的西部軍團在天寶十五載的靈寶一役中慘遭打擊後，朔方軍便因緣際會但也無可爭辯地代替了前者，成為帝國此後對抗叛軍的擎柱。基於其在上述安史叛亂中的特殊地位，我們不難想象為什麽在迄今有關關中藩鎮的研究中，朔方軍幾乎吸引了學者所有的關注目光，且側重的時間段又多集中在肅、代、德三朝。[2]
不過這種有關唐後期關中藩鎮研究極不平衡的傾向，在近年來已有所改變。比如黃利平對於中晚唐京西北八鎮的整體考察，就在一定程度上擺正了這種失衡局麵，同時也填補了中晚唐時代京西北藩鎮研究的空白。[3]所謂京西北八鎮，指鳳翔、涇原、邠寧、鄜坊、靈鹽、夏綏、振武及天德軍。黃氏對八鎮的整體考察，一定程度上暗示著，八鎮在關中這一空間上的意義是以整體的麵貌呈現出來的。事實上，即就現今對於朔方軍研究最周詳的著作《唐朝朔方軍研究——兼論唐廷與西北諸族的關係及其演變》來看，著者在關於德宗時代以後朔方軍的論述中，也不得不采用將朔方軍的問題置於京西北八鎮這一大環境中來考察的取徑。[4]實際上，唐長孺先生早在《唐書兵誌箋正》中箋注《穆宗即位赦》中“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節度及都防禦使”之條時就已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