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關中本位”為立國宗旨的唐帝國，確立了渭河平原在整個帝國中的心髒位置，而位於豫西的洛河穀地，則成為帝國影響與製約東部地區的另一個政治平台。誠然，渭河平原與洛河穀地間的交通聯係，並非溝通帝國東、西部的唯一紐帶，但兩京間的這條“中軸線”，無疑是這些紐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1]
一、三據點與三節鎮
兩京間的中軸線地帶矗立著我們將要討論的河陽、陝虢、同華等幾個節鎮。和帝國的其他節鎮相比，它們不僅統轄著較小的區域，而且在大多數時間裏，都不屬於“節度使”額藩鎮。不過我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事實上，當安史之亂爆發後，關係帝國生死存亡的戰役幾乎都發生在上述藩鎮所在的這一中軸地帶（盡管當時還沒有成立上述這些藩鎮）。它的重要性誠如日野開三郎教授所總結的，它在渭河平原東部構築了拱衛帝國心髒的兩層防線。[2]不過，日野教授的這一結論是在探討河陽的問題時順便提及的，盡管他的總結極具戰略眼光，但由於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河陽的地位上，因此沒有繼續討論這個更具宏觀地緣政治視野的問題。不過這卻為我們的進一步探討提供了空間。
中軸線的兩端是帝國的兩京長安和洛陽。長安的屏障是潼關，洛陽的屏障是河陽橋。日野教授所稱的京東的兩層防線就是以潼關和河陽為核心構築的。
有關安史叛亂後洛陽的防備及其與河陽的關係，日野教授已有詳論。河陽作為黃河天塹上離洛陽最近的據點，經由河陽橋南下，是河北叛軍直取洛陽距離最短的通道。因而在安祿山叛亂之初，初至東京的封常清即“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3]。而因河陽橋的阻斷，安祿山便隻能從滑州方麵渡河，由滑、汴、鄭等州迂回至東京，這也正是玄宗在封常清斷河陽橋後任命張介然出鎮汴州的原因。封常清的“斷河陽橋”沒能阻止安祿山突破唐軍的這第一道防線，而當乾元二年史思明南下後，原本亦欲“斷河陽保東京”[4]的郭子儀卻最終決定力守河陽。所以當九月史思明在休整後再度南下時，便隻能如當年安祿山一樣，走滑、濮等州渡河的路線，再由汴州西向襲擊東京。[5]而這次，繼郭子儀後出任唐軍指揮的李光弼，寧願主動放空東京，也要力保河陽。至於原因，李光弼的想法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