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宋三葉，章聖皇帝東巡，過其廟，留駕裴回，谘（張）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讚明厥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雲。
這段出於《新唐書·忠義傳》“讚”中的記載描寫了11世紀初宋真宗東巡中的一段經曆。據說真宗來到了當時的應天府，途經一座先賢的祠廟，先賢磊落不凡的品行與功業深深吸引了當時的真宗，使其“留駕裴回”。在向旁人谘詢了先賢的所行所事後，真宗決定將他們的業績“著金石刻”，因為在他看來，這些先賢“忠義”的品質足以並且應當彰顯於後世。
祠廟供奉的先賢是唐代的兩位重要將領——張巡和許遠。實際上，即使真宗不將他們的功業“著金石刻”，張、許的事跡也已經廣布民間，並且，其實早在唐代，張、許就已經獲得了“立廟睢陽（即宋代應天府），歲時致祭”[1]的榮譽。自唐以來，張、許的功績一直受到人們的高度推讚。人們推崇他們的“忠義”乃在於在安史叛亂時期，張、許等人以寡弱的軍隊對抗數十倍於己的叛軍，其堅守睢陽（宋州）等地，前後四百餘戰，殺敵十餘萬眾，城破之日罵賊不屈而全部遇難。而因張巡等人死守睢陽一線長達年餘，叛軍錯失了南下江淮的機會，而江淮地區恰是帝國的財賦來源地。[2]
對於當代的曆史學家而言，張巡的這種堅守睢陽、保全江淮的意義也已為他們所認可。隻要我們稍稍翻閱一些簡明的通史類著作，我們便不難發現，有關安史叛亂初期河南戰局的描述基本上就是圍繞張、許的事跡而展開的。譬如：
河南方麵，唐的地方官張巡、許遠等，也在人民的支持下，堅強地守住雍丘（今河南杞縣）、寧陵、睢陽（今河南商丘南）一線，遏阻了叛軍南下的道路。[3]
在此前後，在南陽（河南鄧縣）和睢陽的戰鬥也異常激烈。南陽是江、漢的屏障，睢陽是通向江淮的要道，而江淮一帶是唐朝的重要財富來源地。叛軍占據中原地區後，江淮財富不得不經由江、漢二水運抵洋川（陝西洋縣），再由洋川運到唐軍的後防基地扶風（陝西扶風）。安史集團為了切斷唐朝廷的經濟命脈，接連派大軍猛攻南陽和睢陽。唐將魯炅守南陽曆時一年，南陽失陷後又退保襄陽（湖北襄陽），抵擋住了叛軍南下的道路。唐將張巡、許遠苦守睢陽，和優勢叛軍前後進行大小四百餘戰，殺敵12萬。睢陽最後陷落時，安史集團已丟失長安，無力再向江淮進擾。江漢和江淮地區的保全，使唐朝在經濟上有所依賴，對戰爭的結局有重大影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