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元年（758）初，在兩京得以收複，玄、肅之爭也以肅宗的勝利告一段落後，肅宗開始對全國的軍政體係進行調整[1]，這一年也成為帝國在亂後確立其新政治格局的開始。河南是此次軍政體係調整的重點地區，考慮到兩年以來地方軍閥逐漸坐大的現實，以及河南即將成為朝廷經營河北的行營所在地，這一年年中，河南開始設置多個節度使轄區。由於這些節鎮在很大程度上又同時是為配合戰局發展而設置的，因此其建置與節帥人選具有臨時性和不穩定的特點。[2]自宋代以來，學者對於包括河南在內的藩鎮建置與節帥任命已有相當係統的考證與梳理[3]，但除去由於原始資料的問題導致這些基礎性工作仍存在不少錯訛外，這些研究或是表地，或是表人，而且均以單一的藩鎮為立目對象，因此對於理解建置、人員、藩鎮與藩鎮間的關係都急劇變化的河南政治形勢提供的幫助相當有限。而有關安史之亂後期河南政治形勢的研究目前仍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本文力圖將節鎮建置調整與人員變化結合在一起進行考察。同時，當原本統轄數十州的河南節度使退出政治舞台後，河南的問題將不再由一個節鎮所主導，對所有這些節鎮都給予一定的重視，尤其是重視它們彼此間的關係就將成為我們考察的重點所在。[4]另外，安史之亂在此時還沒有結束，而河南仍將是與叛軍作戰的前沿陣地。但與安祿山南下的時期不同，此時的唐廷畢竟已經回到了長安，在與叛軍的對峙中不會像叛亂初期那樣被動。事實上，回到長安的新政府已經開始有計劃地製定討叛策略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河南組建行營。於是我們將發現，這一時期河南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動將與行營的組建和調整有很大的關係，而行營調整的標誌就是元帥的任命與更迭。於是，依循著元帥的設置來探討此時河南政治地理結構的變化就將成為我們論述的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