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安史之亂與李光弼時代的結束，河南的政治版圖將麵臨一輪大的調整。在這次調整中，我們將看到新的政治勢力是如何在河南一步步站穩腳跟並發展壯大的。河南藩鎮的這種發展壯大在舊史中常被歸因為代宗的“寬柔無怒，一切從之”[1]。但如果考慮到唐廷此時麵臨的來自西部異族的恐懼性威脅，以及在代宗初年關中與宮廷的一係列不穩定情形，同時還有長期戰爭對唐代社會與唐人心靈所產生的持久性影響，以及軍事布局製衡方麵等的考慮，那麽我們或許可以理解代宗對包括河南在內的諸多藩鎮所采取的所謂“姑息”政策。[2]事實上，代宗的“姑息”政策是有前提、彈性和底線的，在此後的河南政局變化中我們將看到這種政策的應用。同時，河南藩鎮也不像我們所想象的鐵板一塊，隨著時局的變化，我們將看到它們不同的走向與裂變。而利用藩鎮間的這種差異，代宗也將以一種比較委婉的手段為重新爭得河南的控製權以及應對河南的新危機進行努力。
一、平盧係藩鎮的崛起
在安史之亂與李光弼時代結束後，河南政治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在東部，平盧軍由侯希逸率領於寶應元年來到青州，於是原淄青節度使田神功以州讓希逸[3]，唐廷遂“以平盧節度使侯希逸為平盧、青、淄等六州節度使，由是青州節度有平盧之號”[4]。此後希逸為軍將所逐，其內弟、同為南下的平盧軍將李正己（李懷玉）被立為節度。大曆前期，李正己已統有淄、青、齊、棣、登、萊、沂、密、海諸州，膠東半島、膠萊平原以及魯中山地的一部分現已成為其勢力範圍。
當田神功讓出淄青等州後，原兗鄆節度使能元皓可能也在這時去世，田神功很自然地移至兗鄆間，被唐廷任命為兗鄆節度使。[5]廣德元年，代宗幸陝，史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