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適的即位，標誌著安史之亂後唐廷重振其威望與權力的開始。雖然德宗的意願最後因“涇師之變”的爆發而中道受挫，但二十多年後，其孫憲宗李純卻又一次將中興唐室的意願付諸實施，並取得了遠較其祖德宗更為顯著的成績。我們現在要將河南的政治地理問題放在德宗、憲宗兩個時代來一並進行考察，不僅是因為這兩個時代唐廷對於河南藩鎮的政策具有相似性與連貫性，也因為經過了這樣兩個時代，安史之亂留給河南的影響也將逐漸淡去，而河南也將迎來一個屬於自己的新的時代。
河南的所有這些改變都以德宗建中二年（781）爆發的“四鎮之亂”為契機展開。“四鎮之亂”是安史之亂後唐廷與藩鎮間規模最大的一次對抗。對於河南而言，“四鎮之亂”的意義不僅是它給河南帶來了安史之亂後最為嚴重的一波危機，同時，如果我們將憲宗在元和年間對淮西與淄青的征討看作德宗之未盡戰伐的延續（事實上，從討伐的初衷與對象上來看，兩者確實是一致的），那麽我們就將發現，這波戰亂也將徹底改變安史之亂後所形成的河南地緣政治結構。當然，在顛覆舊有地緣關係的過程中，一場新的地緣政治構建的序幕也將被拉開，並導致新的政治範式與政治關係的產生。
一、三鎮的決裂
雖然河南藩鎮與唐廷的關係在大曆時期已經呈現出不同的政治取向，但徹底地分道揚鑣則是在德宗即位之後。隻要我們稍微翻閱一下《舊唐書·德宗紀》和《新唐書·德宗紀》或《資治通鑒》的記載，我們就會發現德宗在即位之初在財政、軍事等領域進行的一連串改革所透露出來的顛覆唐廷“寬仁”形象的顯著意味，這無疑也給藩鎮造成了強硬的印象。然而從史書的記載來看，對於這種強硬印象所造成的震懾，淄青鎮的反應相較於其他藩鎮似乎來得更為強烈。比如在德宗即位的第二個月，即大曆十四年（779）閏五月，史稱德宗詔罷四方貢獻及大量宮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1]到了六月，淄青節度李正己又身先他鎮，上表獻錢三十萬緡，史又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