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叛亂對江淮的影響並非以朝叛較量的形式呈現，而是以玄、肅之爭的麵貌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一體現玄、肅之爭的事件便是“永王李璘之亂”。玄宗、永王、肅宗三者的矛盾是一個隨著永王的一路東行漸次展開並逐漸激化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士大夫們的選擇也呈現出一種紛紜而矛盾的特色。因此在永王事件中，我們很難用一種必然或應然的態度去衡量每一位卷入此事件中的人物的行為。事實上，這些人物吊詭的命運本身就說明，在一個中樞鬥爭緊張的年代裏，個人的選擇是一件多麽艱難而又難以預料的事情。而這一緊張環境本身又是與更為緊張的安史叛**織在一起的。於是，不僅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讓人變得無所適從，甚至簡單的“是”“非”判斷都可能變得模棱兩可。
繼“永王之亂”後的“劉展之亂”同樣是一起可以以上述思路考察的事件。隻是引發後者的衝突主線已從唐廷內部的中樞鬥爭轉向中央與地方軍將間的矛盾。劉展本人，以及由此事件牽涉出的李藏用、孫待封等人，他們都是起初沒有叛亂之心，而後卻一步步被逼上叛亂之路，甚至被誣陷為叛臣的人。其實無論在永王事件還是劉展之亂中，我們發現地方軍將本來都是相當活躍和頗具實力的一個群體，如果用於與安史叛軍交戰，本可以大顯身手的，但遺憾的是，這些對上層鬥爭或中樞心態缺乏了解的將領，最終都被內耗於無謂的閑置或犧牲之中。而由此一並帶來的結果，則是河南戰局的慘烈與落在江淮社會的無妄之災。
經過代宗一朝的努力，經濟社會獲得恢複的江淮終於在德宗初年迎來了一個迅速崛起的時代。伴隨著“四鎮之亂”的爆發與韓滉的出鎮兩浙，一改往昔的寡弱與被動麵目，新興的鎮海軍開始在德宗初年的政治舞台上扮演起了重要而積極的角色。憑借強大的經濟實力以及不容小覷的軍事力量，鎮海軍成為唐廷在削藩戰爭中得以生存並獲得勝利的支柱。這種情形的出現，也使得中央在江淮的危機終於由中樞鬥爭及中央與兩河將領的矛盾，正式轉向其與新興的江淮藩鎮本身的較量。德宗對韓滉的妥協以及韓滉形象在曆史中的轉變就是這種朝藩矛盾的體現。盡管麵對江東的強勢崛起，德宗在韓滉死後也立即采取了削弱藩鎮的措施，不過，貞元朝的政治性格終究還是決定了江東藩鎮自韓滉時代以來形成的主動姿態依然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一切的改變，隻有等到元和時代的來臨才會實現，而見證並實踐這一改變的，就是李錡之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