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當下文學理論的困局
長期以來,中國現代的文學理論研究常被說成比較“空”“空洞”“不及物”“大而無當”等。人們這樣說,不是沒有道理的,這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經常是搞概念和術語的遊戲,不關心現實,也不關心曆史。特別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過分信賴哲學認識論。當然,哲學認識論是重要的,它對自然和社會科學是很有用的。但哲學認識論運用到具有豐富人文內涵的文學和文學理論研究上麵,就顯得很不夠了。哲學認識論隻能解決文學中的認識問題,超越認識問題的更為複雜和細微的美學、文學問題,它就顯得無能為力了。
我們經常看到的文學理論研究是:置於認識論的框架內,隻注重於概念的判斷、邏輯的推衍,做出簡單的結論。哲學認識論的框架,無非是一係列的二元對峙:現象與本質、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個別與一般、個性與共性、偶然與必然、有限與無限等。這些公式很難切入到文學藝術和美的細微問題中,很難解決藝術與美的複雜問題。文學的版圖十分遼闊,涉及的問題很多,有認識問題,又不止於認識問題。1987年春天,王蒙寫過一篇題為《文學三元》的文章,發表在同年《文學評論》第1期上麵,認為文學具有社會性、文化性和生命性, 90年代初期遭受到一些人批評,說他的文章主張“多元”論是錯誤的。我對王蒙說:“你寫的‘元’太少,所以遭批評了,要是你寫幾十元、幾百元,人們就不會批評你了。”我後來曾寫過一篇題為《文學五十元》的論文,我認為文學的版圖遼闊到我們難以想象的地步,它就像人類的生活本身一樣豐富,就像我們所處的整個宇宙一樣遼闊,涉及的問題林林總總,方方麵麵,它所涉及的問題,不是簡單的認識論就可以解決的。
如對文學的本質、文學的真實、文學的典型等許多問題,都無法用認識論的這些二元對峙的概念去解決。以前,蔡儀、以群主編的《文學概論》和《文學基本原理》(上下卷),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力圖用哲學認識論去解釋文學的一切問題,結果是不成功的。如關於文學的本質問題,他們不約而同地回答說:“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然後羅列出敘事作品、抒情作品、寫自然景物的作品和神話、童話作品,然後說,“這些作品,仍然不能不說是社會生活的反映”。從哲學的觀點看,這說法沒有錯,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因為不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政治、法律、倫理、道德、曆史等都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所以這樣的回答,隻回答了文學與政治、法律、倫理、道德、曆史的共性問題,沒有解決文學的特性問題。當然蔡儀、以群知道這一點,於是又回答說,“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形象的反映”,把“形象”當作文學的特征。[1]問題在於有一些文學作品,並沒有什麽形象和圖畫,如中國西周時期《詩經》裏的一些詩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宋代的一些詩歌,西方現代派的一些作品,主要是追求理趣,或者說追求哲學意味,可我們仍然覺得它們感染了我們,它們是很好的文學作品。可見用單一認識論來界說文學的局限性是明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