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我們以中國古代文學抒情言說為例,說明了文學抒情語言與社會曆史文化的互動與互構關係。本章我們將討論文學敘述話語與社會曆史文化的關係。西方古希臘的文化一開始就傾向於文學敘事,亞裏士多德的《詩學》將悲劇分成情節等若幹成分來研究,可以說是敘事學的鼻祖,但真正的敘事學是20世紀科學主義文論的產物。本章我們把視野轉向西方的敘事言說傳統與社會曆史文化的互動、互構關係。一般認為敘事學的形成是20世紀60年代法國結構主義的產物, 1969年托多羅夫所著的《〈十日談〉語法》,首先提出了“敘事學”這一概念。特別是熱奈特1972年出版的《敘事話語》被稱為敘事學的代表作,影響甚巨。然而,如果我們追根溯源,真正的敘事學的形成,最初並不是目前成為顯學的法國的文學敘事學,而是蘇聯時期的故事形態的角色功能研究,特別是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維奇·普洛普(1895—1970年)的《故事形態學》(1928年出版),普洛普的研究流傳到英美法等國,受到廣泛關注。因此我們應該首要了解普洛普的《故事形態學》和他的另一本書《神奇故事的曆史根源》,並聯係中國敘事話語的實際,我們就會弄清楚敘述話語作為敘事語言方式與社會曆史文化的密切聯係。這樣,我們就不會像法國結構主義敘事學那樣隻局限於故事內部的結構,諸如敘述順序、倒敘、預敘、敘述時距、停頓、省略、敘述頻率、單一、反複、交替、過渡、敘述語式、投影、聚焦、敘述語態、人稱、轉喻等[1],而把社會曆史文化擯除於敘述話語研究之外。文化詩學對於文學敘述話語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就是力圖打通敘述話語與曆史文化的關係,以便揭示敘述話語背後的社會文化的蘊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