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詩學”的兩個輪子 ——論童慶炳的“文化詩學”構想[1]
新時期以來,伴隨著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進程,童慶炳在每一時期的節點上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如今,這些思考已凝結成五種學說(分別是“文學審美特征說”“文學內容與形式相互征服說”“文學活動‘二中介’說”“文體三層麵說”“曆史人文張力說”[2]),並已內化到中國文學理論當代形態的生成機製與體係建構中,成為文學理論的基本原理。世紀之交時,童慶炳又開拓了新的思考空間,他鮮明地亮出了“文化詩學”的旗幟,並開始了紮實細致的研究工作。盡管這一工作還處在“現在進行時”當中,但是通過他近年出版的專著和發表的係列論文,[3]“文化詩學”的理論主張已經明晰,操作方案已基本成形,實踐效果也已得到了學界的讚譽。於是,深入思考童慶炳的“文化詩學”構想,對於中國當代文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與完善,將具有重大的意義。
“文化詩學”提出的現實語境
為了對童慶炳的“文化詩學”構想有一個準確的理解,有必要看看西方人是如何在“文化詩學”的層麵上進行思考的。眾所周知,“文化詩學”的概念並非中國人的發明。1986年9月4日,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英文教授斯蒂芬·葛林伯雷在西澳大利亞大學作了一次題為《通向一種文化詩學》(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葛林伯雷提出了“文化詩學”(the poetics of culture)的概念,其意圖一方麵在於對他本人早些時候(1982年)提出的“新曆史主義”口號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正,一方麵也試圖以“文化詩學”進一步明確其“新曆史主義”主張的理論內涵。在葛林伯雷及其追隨者看來,“文化詩學”主要是要吸收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大膽跨越曆史學、人類學、藝術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學等學科的學科界線,企圖拓寬文學研究的視野。因此,在“文化詩學”的話語批評實踐中,它更注重曆史文本化和文本曆史化的操作原則,更看重文本的無限度的擴張,更欣賞批評者與文本之間的“同謀”關係。國內學者王嶽川認為,新曆史主義的“文化詩學”具有三個重要特征:“跨學科研究”性、文化的政治學、曆史意識形態性,[4]這種概括應該說是比較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