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悠久的曆史上,包括詩歌在內的文學一直處於崇高的地位,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辱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說明人會死去,而文學是不朽的,是永遠不會衰亡的。就是到了明清章回小說的時代,文學也被眾多的普通讀者所喜歡,從來沒有人預言文學將消亡,將終結,所以中國從來就不存在“為詩辯護”的問題。
西方則不然。從柏拉圖到現在先後有五次“為詩辯護”。就是說,他們一再預言文學將終結。
西方文論史上從古到今始終存在一個“為詩辯護”的論題。為什麽像“詩”這樣如此美好的東西,如此令人感動的東西,如此有魅力的東西,西方人非但不能像中國古人那樣去珍愛它,反而認為它似乎是有罪的,還要替它辯護呢?問題究竟在哪裏呢?總的說,在西方的古希臘理性傳統和後來的科學傳統中,文學往往被認為不具有價值,或不具有真理性,“詩”遭到責難,所以熱愛文學的人們要一再起來為詩辯護。
一、西方文論史上第一次“為詩辯護”
第一次“為詩辯護”發生在世界古代文明開篇的所謂的“軸心”時期。當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年)在東方的泰山腳下那樣熱情地讚美西周時代古老詩篇,並精心地整理和挑選詩篇,終於整理出“詩三百”的時候,當孔子教導他的學生“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時候,當孔子語重心長地認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時候,在西方,比孔子稍晚一些,在地中海邊的希臘,西方的聖人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年)在他所設計的“理想國”裏則控訴詩人的罪狀,並準備把詩人從“理想國”裏驅逐出去。柏拉圖借蘇格拉底的話,說詩人有罪,因為詩人把“模仿性的詩”帶進“理想國”來。其理由是,詩歌違反真理。他舉出了三種床為例:“第一種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無妨說是神製造的,因為沒有旁人能製造它;第二種是木匠製造的;第三種是畫家製造的。”柏拉圖認為唯有第一種床,即床之所以為床的“理式”才是真實體,才具有真理性,而畫家筆下的床是模仿的模仿,“和真理隔著三層”。“我們現在理應抓住詩人,把他和畫家擺在一個隊伍裏,因為他們有兩點類似畫家:第一點是他的作品對於真理沒有價值;第二點是他逢迎人性的低劣部分,摧殘理性的部分。”所以他決定“除掉頌神和讚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1]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西方文論最初的價值根據,是柏拉圖所說的“理式”,是“神”,而不是素樸的人、人的情感與自然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