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電影、互聯網絡和其他新媒體的流行,文學受到挑戰,文學也在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的境況,這些很多人說過了,也許無須再多說了,為了回答米勒的文學終結的問題,為了說明文學生存的理由,似乎要從三個層麵來加以闡述。
一、人類情感與文學表現
如前所述,文學是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那麽隻要人類的情感還需要表現、舒泄,那麽文學這種藝術形式就仍然能夠生存下去。
這一點在我發表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的短文中已作了表述,我說:“的確,舊的印刷技術和新的媒體都不完全是工具而已,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影響人類生活麵貌的力量,舊的印刷術促進了文學哲學的發展,而新的媒體的發展則可能改變文學、哲學的存在方式。”[22]然而,我認為無論媒體如何變化,文學是不會消亡的。我提出“文學和文學批評存在的理由究竟在什麽地方呢?是存在於媒體的變化,還是人類情感表現的需要?如果我們把文學界定為人類情感的表現形式的話,那麽我認為,文學現在存在和將來存在的理由在後者,而不在前者。誠然,文學是永遠變化發展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沒有固定不變的文學。但文學變化的根據主要還在於——人類的情感生活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主要不決定於媒體的變化。”[23]我認為米勒的“文學終結論”很難說服人。關於這一點,杜書瀛先生也有精辟的論述,他也同樣認為,“既然文學是語言藝術,所以我認為文學存在的理由還應該從這樣一種角度去思考、去挖掘。因為文學不隻是文字,還離不開語言——文字之前還有許多口傳的文學。……語言不會消亡,那麽文學就有它存在的基礎”[24]。錢中文先生則認為,在當前全球化的語境中,這種中西方之間不同的論調正好顯示了中外文論之間的差異所在,“中國學者主要是從現代性的訴求出發,而外國學者的著眼點則是後現代性”,“以何者為主,則要看那個國家的文化發展的具體情況”,所以米勒才會站在電信時代的所謂文學“生不逢時”的語境中指出“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再也不會出現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的或者政治方麵的思考而單純地去研究文學。那樣做不合時宜”。錢中文教授還認為:“中國文論滯後,其原因在於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政治限製了文學藝術的本質特性,即最根本的審美特征,進而完全遏製了文學藝術的審美的自由想象。……但是一個民族,它所賴以生存的地域的特殊性,它所特有的政治文化製度以及文化傳統的悠久性,在新的文化的建設中,起著極為重大的作用。所以要想更新、要想前進,就必須以現代性而不是後現代性來觀照傳統,既尊重傳統,又批判傳統,融會傳統。”[25]正如杜書瀛、錢中文兩位先生所言,我們的文學不僅有著自身賴以生存的特殊性及其博大精深的民族傳統,它還傳遞人類的情感,抒發民族的精神,具有無限的被闡釋和重釋的空間,它又怎麽會消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