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沙家浜》(《江南》2003年第1期)麵世之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爭議,甚至成了近年來不太多見的文學/文化事件。在這種爭議中,我們倒是看到了作者的自我辯護之詞(他說小說是以阿慶這個人物為主線,想虛構阿慶嫂與郭建光、胡傳魁之間人性化的關係),然而,在眾多的批判麵前,這種辯護似乎又顯得軟弱無力。
本文並不打算為小說《沙家浜》進行辯護,從藝術的角度看,小說《沙家浜》並非上乘之作,它把當今一些流行卻又惡俗的小說做法挪用過來,並篡改了國人耳熟能詳的故事,試圖對曆史重新編碼。但是,它既缺乏古典意義上的審美因素,也缺少現代主義的審醜意識;而作為後現代主義語境中的解構策略,它又沒有必不可少的戲仿與反諷。對這樣一篇低俗的作品進行文學層麵的剖析顯得多餘,如果不是對《沙家浜》進行改寫,這篇小說的結局很可能是湮沒無聞。這是我們對小說《沙家浜》的基本判斷。
我們發現小說《沙家浜》的出現其實是為現行的文學理論提出了一個問題:文學名著中的人物與故事究竟可不可以被改寫?如果可以的話,它究竟可以被改寫到多大程度?改寫者在再度創作的過程中,需要遵循怎樣的原則?
關於文學名著中人物與故事的改寫問題,實際上已是一個解決了的問題。自從新感覺派作家施蟄存在20世紀30年代寫出了《石秀》之後,已經對能否改寫的問題做出了肯定性的回答。從此以後,作家對文學名著的改寫便形成了一種新的寫作傳統。80年代魏明倫為潘金蓮的翻案(劇本《潘金蓮》), 90年代劉心武對《紅樓夢》人物命運故事的重新敘述(小說《妙玉之死》),李馮對《賣油郎獨占花魁》的解構性寫作(小說《16世紀的賣油郎》),一直到近年來網上流行的網絡小說(《悟空傳》《沙僧日記》),都是這一寫作傳統的延續。由此看來,作家把以往文學名著中的故事與人物作為自己寫作的題材來源是沒有什麽問題的。小說《沙家浜》無疑也是這一寫作傳統催生出來的產物,其中並不存在一些批評者所說的“缺乏創造力”和“弱智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