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洋字化中，四川南充人[1]。一生勤奮，作風樸實，舍己為人，以苦為樂。他著作等身，成書40餘種[2]，自應歸入知識分子之列，但他過的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在鄉恂恂，與田夫野老不異；道途奔適，與走卒販夫無殊。”給予別人的印象，既平凡又特殊；他曾自稱“大誌凡夫”，顯然就有這種性質的含義。
1919年3月他去了北京。當時許多青年都向往勤工儉學的旅法活動，他一度進過法文專修學校，必然也有這種願望。李大釗、王光祈等倡辦工讀互助團，由於資金有限，隻成立了三個組就宣告滿員；他便約集同誌，另立互助團的第四組。他每日步行十餘裏前往北京大學聽課，其餘一半時間從事勞動。次年初，天津學生因外交事件爆發了示威運動，遭到鎮壓，又激起了廣大北京學生呼應聲援。當局出動軍警，大肆拘捕，達二千餘人，驅入天安門內，再揀擇首要40名，其中就有王恩洋。後經起訴定罪，處以徒刑四月。他在獄中，起初頗有自豪之感，後見同輩“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且至互相輕侮，於是感想紛呈，認為立誌救國應有犧牲精神，要堅持這種精神又須首先要有學問作基礎；光憑衝動，或出風頭，是難以濟事的。他在獄中寫古詩多首，表達了這種心情。
當他出獄時，工讀互助團各組都已奄奄一息。他便自任第四組組長，新籌資金，實行工商兼營；置機打線，賣飯供膳，還附售文具用品。他認為辦互助團的目的本非謀利，乃是通過這一組織，團結有誌之士，造就理想經驗兼備的人才。他工作學習十分努力，除統籌全組事務外，每日和大家一樣勞動四五小時，並要遠遠趕到北大聽課。但由於種種原因，結局還是負債累累，被迫停業關門。
1920年下學期，他在北大哲學係旁聽的是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前者由馬敘倫講《莊子》和“宋儒學案”，後者由梁漱溟講“印度哲學概論”和“唯識哲學”。本期安排先講“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闡論人生問題有三大方麵：一是對生活衣食住行等問題，它以向前要求為主；二是對他心的問題，它以調和持中為主；三是對因果生老病死的問題，它以向後解脫為主。梁漱溟指出西方、中國、印度各別具有著重解決上述三方麵人生問題的傾向；並謂其主要成就，西方為民主與科學，中國為儒學，印度為佛法。他的講題主旨，以中、印文化無可非議，其病在於早熟。西方文化正興盛發達，物質文明成就特高，惟其弊病亦日漸暴露。自長遠視之，這種文化對於人類是否能帶來真正幸福，還是很有疑問。他主張中國當積貧積弱之際，不宜排拒西化，應采取“全盤接受，根本改造”的方針態度；即是說，存在一個如何去掌握或引導的問題。梁漱溟的意見，在當時曾引起各種不同的反響，其是非難以遽下結論。惟恩洋先生認這是為孔子、釋迦打抱不平，內心十分佩服。此後他繼續研習儒學，並經梁漱溟的引導，到南京就學於佛學大師歐陽漸（字竟無）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