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評價曆史人物，愛用“蓋棺論定”一句話；把這話用到王安石身上，就似乎不怎麽完全生效。王安石是有相當魄力的政治家，也是才識卓越的文學家，這是一致公認，沒有異議的；但談到他領導熙寧變法的是非得失，看法就分歧得很了，不特當世，後代同然：有的讚成，有的反對，或欣賞頌揚，或詬詆指責，浮沉起落，便大不一樣。所以王安石變法的評價問題，直到今天也還需要繼續討論，以求解決。正因為這樣，王安石逝世已將近九百年了，其“棺”可能已朽，而論還未完全“定”下來，這是曆史上少有的怪事。平日翻書，接觸到宋人所記關於王安石日常生活的材料，從中可以看見他的性格、癖好、習慣、作風也多迥然不同尋常，像他那樣一個身居高位、久著盛名的顯赫人物，竟能始終一貫，保持儉樸真率的學者風度，在封建社會時期的官僚群中，更是鳳毛麟角，值得注視的。我這篇小文，不談王安石評價的大問題，隻敘述他的一些生活細節，認為雖屑平凡，卻更能顯示帶有本質性的真實。我們倘能對王安石的人品有所了解，對進一步全麵評價王安石的變法也許會有幫助。
毫無疑問，王安石是個聰明的人，加上勤學苦讀，堅持不懈，於是成就了他淵博的學識。《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本傳說他：“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其實他勤苦學習並非隻是少年時代，而是終生一貫的，宋人筆記裏就常常談到他專心好學的情況。例如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說：
韓魏公（按指韓琦）知揚州，王荊公（按指安石）初及第為簽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荊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荊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荊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