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蜀於中國，常亂先而治後，來世俗之譏久矣。竊嚐私求其故，以為非蜀人之好亂，而其處境常驅之亂也。地偏一隅，山川修阻，朝廷之政令難達，上下之情意易乖；而民性脆柔，易啟奸蠹之虐，積忿蘊怒，不敢與校，及至生事艱困，不可複忍之時，鋌而走險，遂歸必然。若有梟傑從而乘之，倚險自雄，逞用幹戈，陷國家於崩離，貽民族以奇禍，則前史所屢見者是已。雖然，治蜀苟得賢者，使其民有以樂生送死，則心悅誠服，從風而化，其效亦至易睹：若秦之李冰，漢之文翁，蜀漢之諸葛武侯，趙宋之張忠定、趙清獻，迄今人念其勞，祠祀不衰，皆其證也。是以曆代蜀亂之責，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係於治蜀之得失：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治則蜀人安以樂，亂則蜀人危而苦。夫思安而惡危，趨樂而避苦，人之情也。好亂豈得謂蜀人之性哉？梁時羅研為益州別駕，群盜大起；或嘲之曰：“蜀人貪亂樂禍，一至於此！”研對曰：“蜀川情弊，實非一朝。今百家為村，有食不過數家，而窮迫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吏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怪者！若家蓄五母雞，二母彘，床有百錢布被，甑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接館於後[1]，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2]每誦斯言，以為足雪蜀人之謗，而為有政者所當深長思也。宋代蜀亂頻發：太祖時有全師雄之反叛；太宗時有王小波、李順之起義；真宗即位，又有劉旰（旰一作旴）及王均之兵變。皆聲勢浩大，震動一時。究其事變發生之原因，則“政失其人，枉政殘剝”[3]，有以致之，其咎不在蜀民。王辟之雲：“蜀雖阻劍州之險，而郡縣無城池之固。民性懦弱，俗尚文學，而世人以為蜀人好亂，殊不知公孫述及劉辟、王建、孟知祥輩，率非土人，皆以奸雄乘中國（按指中原地區）多事，盜據一方耳。本朝王小波、李順、王均輩，嘯聚西蜀，蓋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盡歸京師。其後言利者爭述功利，置博易務，禁私市，商賈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附之益眾，向使無加賦之苦，得循良撫綏之，安有此亂？”[4]辟之齊人，於蜀不至阿諱；身處當代，指斥宜無虛誣。則其所言蜀亂之症結與其責任之所在者，可謂明白公允矣。宋張詠兩度守蜀，適當艱危，前後七載，所行善政，不一而足。去則民思之，死則民祀之。方諸葛武侯之治蜀，亦無所愧。故世人以此知詠，詠亦自認而不疑。大抵北宋滅蜀，凡七八十年間，西蜀擾攘多事，趙宋猜防控製，深懷戒心，有不可終日之勢。惟張詠守蜀，擘畫經理，能洽民心，使地方與中樞之矛盾隔閡，有所消除，情意既通，政化易行，從此川蜀局勢，步入正軌，經濟生產豐盛，人文政風得展新猷，迥異於前矣。茲從舊籍，輯述此文，鉤稽張詠當時在蜀行施大端，以存史實，雖難免疏舛，拋磚引玉，亦關心蜀史者所不廢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