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在祖國曆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中唐以來，四川社會生產力有著顯著迅速的發展，經濟繁榮，地方富庶，文化學術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例如作為傳播文明的主要工具的雕版印刷，這時就首先在四川地區開始邁步，可以說是最顯明的標誌之一：
1.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劍南兩川有印版日曆售賣[1]。
2.唐懿宗鹹通九年（868年），日本僧人宗睿從我國攜帶回國的書籍中有西川印子《唐韻》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2]。
3.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的殘頁，是世界最古的印本曆書，現保存於倫敦[3]。
4.中和三年（883年）柳砒在成都逛書肆，看見“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都是雕版印刷品[4]。
5.1944年在四川大學校區的一座唐墓中發掘出一張印本陀羅尼經咒，上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的題記，乃是國內僅存的最古的唐代刻本[5]。
印刷必須有紙張供給，唐代官府辦公和繕寫四部書籍，向來都用蜀郡（益州）所豐產的麻紙[6]。由於四川造紙業的發達，便給雕版印刷提供了條件，使它不斷向前推進和日益完善，所以到了五代，四川的印版書籍就逐漸流行起來了。例如前蜀任知玄刻杜光庭的《道德經廣聖義》，曇域和尚刻其師貫休的詩作約一千首，題曰《禪月集》。後蜀時蒲津人毋昭裔作孟昶的宰相，倡議鐫刻“石經”，曆時8年，完工了10種[7]。毋昭裔還出資刻印了《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8]幾種卷帙較多的書籍，並請雕印《九經》[9]、諸史，由是西蜀文學大盛。乾德三年（965年），宋平蜀，遣使往收圖書，得一萬三千卷[10]。開寶四年（971年）宋太祖命張從信往成都雇工開雕《大藏經》，曆13年告成，計1046部，481函，5048卷，印板達13萬塊之多[11]。這些事實表明四川文化學術的發展比國內其他地區顯得更為優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