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著者在北平各大學多年講授之教本，原名《中國通史講義》；現列為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已出四冊，止於元界。據敘錄所言，本書在其體裁、取材及文字三方麵，固皆具有特見。
本書體裁，略依紀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係，著明年代；稍及統係，以存通史之本義，兼使讀者得以與本書互相參校。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變遷，其無關得失，不必詳者則略之。次之以製度，製度為一代典則，不僅觀其因革損益，及政治良窳，實欲藉以測其影響於社會者安在。尤重地理官製者，讀史本以二者為基礎。次之以學術文學藝術，期以著學術之淵源，思想之變遷，亦以見時代遞變遞進之跡。終之以生計，以為讀史意義，根本在此。民族興亡，無不關乎生計之盈絀；今後經濟關係，或牽於外，或變於內，必更繁複，故欲參證史實，以一較其得失。至其所以造端於秦者，以秦以前六經即史。至說經偏於考據，聚訟紛紜，莫衷一是；且遠古所謂三皇五帝之事，所得材料既渺，故遂毋寧付之闕如，亦竊比司馬光不作《通鑒前紀》之意。至秦以後，製度文化一貫，約而分之，則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遼金夏元，明清，各為一時代，共厘為五卷。
取材方麵，首重正史，次及政書，次始及於雜史，再次始及於其他。著者以今人重視野史，而本書乃多取正史者，非謂正史以外無史，亦非輕信前人所信。誠以自來史職甚尊，斷代之書，所以累代不廢，即由無以相易。自唐修《晉書》，李延壽修《南北史》，多取瑣聞小記，宋人歐、宋之於《新唐》，司馬之於《通鑒》，采摭雜史，多至數百餘種，此後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聞，沈括身在朝列，所紀宋事不實，遂為洪邁糾摘；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時地與人，則互相違忤，莫可究詰，故顧炎武以野史為謬悠之談，而萬斯同獨重實錄。正史為體例所限，往往不詳，且成於後人，自不能盡得當時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補史闕；然正史據官書，其出入微；野史據所聞，其出入大；正史諱尊親，野史挾恩怨；諱尊親不過有書有不書，挾恩怨則無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務須審慎。著者又謂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貴，此亦誠然；然其所以足貴者，亦隻官階、地理、姓名、世係、年月，或足以補證史闕，至於行實，恐其虛美。故以金石為旁證則可，若以金石為主，則著者以為稍過。他如實物及各種新發現，亦皆僅足為史證。蓋著者特重正史，以為果能細讀正史，亦可獲得新發現與新材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