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著者在北京大學教授通史之講義，屢經改訂而成。前有引論一文，洋洋萬言，述其認知國史之心得，極有價值，讀者不當忽略。
著者謂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一曰傳統派（即記誦派），二曰革新派（即宣傳派），三曰科學派（即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製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革新派為有誌功業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三派各有其長短得失。而我國新通史之製作，則在利用積存之豐富曆史材料，以正確揭示今日時代所需要之曆史知識，亦如往代曆史不斷隨時代之遷變而有改寫之必要也。例如《尚書》為最初之史書；次有《春秋》為最初之編年史；又次有《左傳》，網羅尤詳，則為編年史之進步；又其次為《史記》，乃為以人物為中心之新史，顯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社會之團體性而嶄然露頭角也；又其次為《漢書》，為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而複生通史之要求。於是而有杜佑《通典》，此為政書之製作，為以製度作骨幹之通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鑒》，為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以事件為中心的新史之再現；又次有鄭樵《通誌》之《廿略》，其曆史眼光乃超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誌，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代之新需要而創造體裁者，不勝枚舉。蓋自《尚書》下逮《通誌》，此皆有誌於全史之敘述。觀其相互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惟自由南宋以後，乃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則因中經元清兩代異族不欲國人治史之束縛而衰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