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書為著者所用於南京中大之教本，幾經修改，網羅極富，舉凡王國維、羅振玉等之於古史方麵之貢獻，以及近年來金文、甲骨、碑闕、封泥、簡牘等之發現與考定等類材料，均為其盡量吸收與應用，可謂詳博矣。
著者於其《自序》中，嚐申論今日所需要之國史雲：“高中與大學普通科之國史，以說明古今各方麵之重要潮流，示國家民族社會文化政治演進構成之真相為主。可尋之國史遠其炎黃，近迄廿祺，紛紜繁複，不可殫論，而其犖犖大者，亦不過數十端：如唐虞三代為封建時代，視中央政府更易增損之國之多寡、王朝與諸侯天澤之譜及關係之疏密，諸侯叛服影響王朝地位之大小，即可窺見封建製度之實際，而五代之史，如網之有綱矣。東周為列國時代，強國代天子為政於天下，曆史之重心，不在王室而在列國，故諸侯製度，多模擬王朝，禮樂刑政自諸侯出，平戎禦狄，興滅繼絕，聘問盟會，攻戰吞滅，開疆拓土，合縱連橫，皆列國事而非周室事。人才則諸侯盛於天子，學術則私學盛於官學，曆史則侯國詳於王朝，而馬遷、劉向、班固之所慨歎者，皆可取之以解釋時代精神矣。秦漢隋唐為統一時代，故內則經濟富庶，物力充盛，國都之宏偉，宮殿之壯麗，交通之發展，帝王之靡費，皆反映社會之富力；外則國威遠揚，冠帶百蠻，疆土之開拓，夷狄之款貢，文化之傳播，商賈之懋遷，亦隨國勢而繁隆；餘如方域之區處，官吏之分職，應統一之需要而規劃，帝王之權力，學者之思想，亦多與統一之國勢相應，而四朝之史，無不通矣。又如外戚之禍，與西京相終始，東京複益之宦官，詳戚宦之禍，則兩漢之史明矣，隋唐之政製顯矣。五代十國，多唐室節鎮之流裔，統論唐五代之方鎮，則蟬蛻之跡見矣。推之民生之休戚，風俗之變遷，典製文物之隆汙，學術宗教盛衰，苟論其大而忽其細，亦皆可執簡馭繁，以表現其演進構成之總相。”繆氏本此見地，以成其書，分為四編：首編導論，略述史學之通義及國史之民族年代與地理；次編曆代史略，以說明各時代之潮流為主旨；三編政治製度；四編學術文化與宗教。每編分門論述，自太古以迄最近。說明今日各種現象之所由，及其蛻變之所以。凡所敘述，先通其大，標立節目。次就一己涉獵之正史、《通鑒》《通考》與百家傳記之書，旁及中東時彥論著，扼要匯錄。其所征引，多因仍舊文，而采錄最多者，則為顧氏《日知錄》，趙氏《廿二史劄記》及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