遜清宣統三年（辛亥）的四川保路風潮，是盛宣懷的鐵道國有政策所激起的反動。至於鐵道國有政策實施，又是淵源於外力的侵逼。自日本於光緒三十一年戰勝俄國以後，威望激增，加入世界帝國主義的隊伍之中，以其有近水樓閣的利便，很想執著中國問題的牛耳。於是盡力與西方列強調整關係，合以謀我。故1905年有日英同盟的改定；1907年有日法協約及日俄協約之成立；1908年亦有日美照會的宣布。當時美國眼見日俄兩國，在滿蒙各地進行侵略計劃最為積極；因此列強提出“滿蒙中立案”，欲加牽掣，但結果無成，反而促進日俄二國於1910年再次締結協約。美國無法，乃轉變態度，乃采一種聯合投資政策。此時中國政府因為要粉飾新政，需錢甚亟，所以也特別歡迎。於是便在“利用外資，開發實業”的大好題目之下，大借外債。在辛亥這一年的春夏幾個月中，就驟增二萬萬元之多；其最著者為：三月十七日成立的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幣製借款一千萬鎊，即合一萬萬元；同月二十四日成立的日本鐵道公債一千萬元；此外又是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川漢、粵漢鐵道借款六百萬鎊，合六千萬元。
當時清政府的行政首腦就是貪而且蠢的慶親王奕劻，主持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就是度支部大臣載澤和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盛宣懷在當時是以辦新政的有幹才而飛黃騰達大發其財的人。他為了投合皇族內閣的心理，一麵既可鞏固政權，一麵又能擴充私囊，遂因禦史石長信之奏提出一種鐵道國有政策。在表麵上他的論據當然亦是振振有詞的，他上清帝的奏疏說：中國幅員廣袤，邊疆遼遠，必有縱橫四境諸大幹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樞。從前規劃未善，致路政錯亂紛歧，不分枝幹，不量民力，一紙呈準，輒請商辦。乃數載以來，粵則收股及半，造路無多；川則倒賬甚钜，參追無從；湘鄂則開局多年，徒供坐耗，循是不已。恐曠日彌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應請定幹路，均歸國有，枝路任民自為。曉諭人民，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應即由國家收回，亟圖修築。悉廢以前批準之案，川湘兩省租股，並停罷之[1]。於是國有的上諭，就在四月十一日發布出來；起用端方以候補侍郎充任督辦粵漢、川漢鐵道大臣。盛宣懷並於同月二十二日與英、美、德、四銀行簽訂川漢、粵漢借款之約。